激荡十年----中国企业2008-2018

 2012:落幕上半场(4) 

 

新经济周期特征

    从“世界泵王”“光伏之王”到“造船大王”,他们的旋起旋落在世界工业史上都堪称经典,并似乎不可复制。在一个由强势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资源的配置模式十分极致,它既足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聚合能量,拉动经济的复苏,对任何一个产业造成战略性的调整,同时,也因“看得见的手”的干预,无法避免资源错配和浪费的后果。如斯蒂格利茨所揭示的,“势不可当的政府活动之后,便是反方向的剧烈变动”。

    如果我们把 2008 年年底到 2012 年视为一个经济周期的话,可以看到四个重要的新特征。其一,中央政府对产业经济的主导能力非常强悍,而其政策的传导性则更会层层加码。无论是机械装备、光伏还是造船业,在四年时间里的规模扩容均非顶层设计时所预想,而出现了倍级的扩容效应。它非常容易形成 GDP 意义上的大胜利,然后又会在下一轮周期调整中发生严重的失控。

    其二,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摆脱对投资的路径依赖。相比于内需消费的唤醒,以大规模货币投放为基础的基础设施投资,无疑是一剂立见成效的猛药,但是,它所造成的后遗症则不可避免。在这一过程中,国有资本控制的银行系统扮演了“白马骑士”和后果承担者的双重角色,金融系统和地方债务平台的高风险,成为长期存在的隐形危机。

    其三,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城市化运动进入中期,外延式发展的边界渐渐出现,陡然增加的制造能力很容易在周期波动中出现战略性过剩,终而造成企业的危机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消耗,以效率提升和技术创新为主题的转型升级已经势在必行。

    其四,作为全球第一的人口大国和制造大国,中国产业经济的波动直接影响国际能源的价格和产业格局重构,甚至足以影响一些能源输出国的政局稳定。摩根大通的研究显示,当中国的增长率下降 1 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就会相应下降 0.7 个百分点。“中国效应”的传导性变得越来越强,也越来越可怕,它成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中枢地区,也是最不确定的因素之一。

    这些新特征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它既不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也不再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它需要被重新审视和定义。

阿迪达斯和耐克的『撤厂』

    7 月 17 日,阿迪达斯的中国公司发布了两条看上去让人有点疑惑的消息:

其一,它宣称在过去的一年里,在中国新开了 I 175 家分店,目前拥有 6700 个销售点,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区域市场;其二,它宜布将关闭位于苏州工业区的唯一一家自有工厂,把生产线迁移到东南亚的缅甸。这两个貌似冲突的消息背后,体现出了 2012 年中国产业经济的一个新的基本特点:在消费能力不断抬升的同时,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即将消失殆尽。所有的全球化企业都开始小心翼翼地重估中国市场的价值。

    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标杆,服装鞋革业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被引入的全球化产能,它们天然具有“漂移”的属性。阿迪达斯的生产基地最早设立在欧洲,随后转战至相比生产成本较低的日本,接着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然后又是中国大陆,数十年间,经历了候鸟一样的迁徙路径。就在今年的早些时候,英国媒体爆料称,阿迪达斯提供给伦敦奥运会的特许商品均出产于柬埔寨服装厂。在那里,工人月平均工资为 130 美元(约合人民币 828 元),而在阿迪的苏州工厂“,其对外招工的人均月工资不低于 3000 元。

    阿迪达斯的撤厂,被认为是一个“迟早要做的决定”。早在三年前,阿迪“永远的竞争对手”耐克就做出了一模一样的决定。2009 年 3 月,耐克关闭了公司位于中国的唯一一家鞋类生产工厂---太仓工厂,遣散中国员工 1400 人,当时由于补偿方案未能与工人达成一致,还引发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自金融危机爆发后,耐克明显加速调整全球生产布局:2001 年时,中国生产了其 40%的鞋,在各国中排名第一,而越南只占到 13% 的份额;到了 2005 年,中国的份额降至 36%,越南升到 26%;到了 2010 年,越南超过了中国,占 37%,中国退居第二,占 34%。

    全球运动鞋品牌商的迁移行动,在后来的几年里将引发连锁效应。阿迪达斯在中国有 300 家代工厂,涉及员工总数超过 30 万人,随着品牌自营厂的迁徙,很多代工厂受到产品工艺流程完整性的影响,就必须跟着一起转战东南亚。

一位台商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算了一笔账:“我们 1990 年从台湾将工厂全部迁移到广东,当时珠三角的工人月薪只需 200 元左右,而如今涨了 10 多倍,尤其是金融危机后,用工成本上升更加迅猛。目前的工厂工人月薪大约是 500 美元,而印尼的大约 300 美元,越南的是 250 美元左右,差距由前几年的 50 美元扩大到 200 美元以上。如果耐克的采购商能用 10 美元买一双鞋子,绝不会掏 11 美元来购买,因此工厂流失了一些低价订单。”

“富士康不能走”

   这位台商所描述的景象显然并不仅仅出现在鞋革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统计显示,2012 年,广东深圳工厂员工的人工费(包括社会保障费等)为每人 6563 美元,比 2008 年增长了 70%。富士康董事长,也是大陆最重要的台商郭台铭在一次论坛上抱怨说:“中国的年青一代不愿意在工厂里工作,他们希望从事服务业、互联网行业或者其他一些更轻松的工作。”

    对于富士康,大陆的政府和舆论界充满了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十三跳”事件让人们看到了这家巨型工厂的原始血腥,它以效率和效益的名义把中国劳动力的红利吃到了人伦的边缘。另一方面,它不但提供了数百万的就业机会,更是正在下滑中的外贸经济的支柱。从 2009 年开始,中国对外贸易的前 20 强企业中,便有 8 家与富士康体系有直接关系,其业务额占到了全国进出口总额的 4.1%。“富士康不能走”,几乎成了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在过去的几年里,郭台铭一直在重构富士康的产业布局,深圳园区将打造专注于科技研发和电子商务的“五中心一基地”,长三角地区形成了精密连接器、无线通信组件、液晶显示器、网通设备机构件、半导体设备和软件技术开发等产业链及供应链聚合体系,环渤海地区以无线通信、消费电子、云运算、纳米科技等为骨干产业。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汽车零部件、精密磨具等业务则转移至了中西部地区。

    在这一布局之下,富士康于 2003 年投资山西太原,2009 年建厂重庆和成都,2010 年进入河南郑州,2012 年签约贵州贵阳。郭台铭还宣布将在未来的 10 年内,用 100 万台机器人替代生产线上 50%的劳动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