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十年----中国企业2008-2018

 2013:金钱永不眠(1) 

 

 

『湘鄂情』与八项规定

湖北鄂州人孟凯,可能是全中国第一个意识到风向突变的企业家,不是因为他有独特的政策嗅觉,而是他的酒馆突然门庭冷落。这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却又难以逆转。孟凯的湘鄂情开在北京市海淀区定慧寺的路边,位置虽然不起眼,却是中央八大部委密集的地方,平日里车水马龙,日日爆满,菜价也是全北京最昂贵的,而且是“越贵越有人买单”,他的这个酒馆甚至被人视为经济景气的风向标,只要“跑部钱进”的人多了,投资肯定就要加大了。

孟凯原本是一个下岗工人,1995 年在深圳蛇口开了一家只有 4 张桌面的小店,他有一位能干的湖南媳妇,湘鄂情的店名,更像是一对贫贱男女的爱情故事。1999 年,孟凯夫妇进京,本能地摸到了公款消费的门道。在后来的十多年里,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陆陆续续开出了 34 家门店。与官员们接触得频繁了,八面玲珑的孟凯自然还学会了资本经营的新本领,2009 年 1 l 月,湘鄂情在深交所正式挂牌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民营餐饮企业,孟凯身价 36 亿元,俨然是餐饮界的首富了。

然而,就是从 2013 年 1 月开始,湘湘鄂情的生意陡然一落千丈。在去年的 12 月 4 日,中央下达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提倡精简节约,严令禁止官员出入高档消费场所。此后,各地纪委厉行严查,高档场所及高价烟酒的消费顿时萧条,杭州西湖边的 30 家高档会所被全数关停,其中包括马云的“西湖会”。在 2013 年,全国白酒行业创下 2009 年以来的最低增幅,14 家白酒上市企业的市值缩水超过 2500 亿元。在这一年,湘鄂情相继关闭了 8 家门店,上市公司巨亏 5.64 亿元。

孟凯开始尝试转型,他先是投资环保项目,紧接着进军房地产和影视业,然后又发力新媒体大数据,后来索性把公司名称也改为“中科云网”,宣布要与中科院合作,募资数十亿元成为一家云服务企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的“京城第一大厨”孟凯说:“别和我谈餐饮,谈大数据。”到 2014 年 12 月,几经转型的湘鄂情终于转进了死胡同,孟凯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遭证监会立案调查,所持股份被冻结,他辞任公司董事长,避居海外。

『博士总理』的新作风

    进入 2013 年之后,所有的人都呼吸到了别样的空气,感觉风向正在发生强劲而微妙的变化。在政治上,中共中央加大了反腐的力度,习近平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6 月,曾长期任职中石油的时任国资委主任蒋洁敏被双规,8 月,石油系统的腐败窝案被曝光,4 位中石油高管遭纪委部门调查,据《南方周末》的统计,“在整个 2013 年,央企反腐浪潮是最为舆论瞩目的事件,至少已有十余位央企中高层管理者涉案被查”。

    在经济上,新任总理李克强展现出了新的执政风格,他不同于前任,曾当政于工业大省辽宁和农业大省河南,对地方经济情况更为娴熟,而本人又是经济学博士出身,还获得过中国经济学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今年的 9 月 9 日,李克强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中国将给世界传递持续发展的讯息》,明确提出“中国已经不可能沿袭高消耗、高投入的老旧模式,而是必须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国际舆论开始用它们的方式揣测这位“博士总理”的新作风。《经济学人》杂志提出了“克强指数”,据它的观察,李克强在主政辽宁省时,“不会把各级官员上报给他的数据太当回事”,他有自己评估经济的三个数据:该省的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和银行发放的贷款额。英国巴克莱银行更直接,它在今年创造出一个新名词“克强经济学”,用来指代这位新任总理为中国制订的经济增长计划。

巴克莱认为,“克强经济学”有三个重要“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除非经济和市场面临迫在眉睫的崩溃风险,我们预计中国决策者不会采取激进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据此,巴克莱预计,“克强经济学”可能导致中国经济“临时硬着陆”,即未来三年,中国经济增速会显著下降,但经历短痛之后,中国经济应能在未来 10 年内保持 6%到 8%的增速。巴克莱的这个新名词从来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不过却在今年被《人民日报》、新华社一再引用,更是引起了学界广泛的讨论。

改革突破口之争

随着新领导人的上任,一度消沉的经济学界貌似又活跃了起来,人们开始就改革的顶层设计,提出了各种版本的路线图。有人认为,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国有企业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案在今年的两会上被再次提出。在 4 月的博鳌论坛上,北大教授张维迎说,“过去 10 年中国的国有企业越来越强大,如果不能改变这种国企主导的经济模式,中国将无法实现 7%的年增长率。所以我希望新一届政府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并且重新启动被打断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

    有人提出,收入分配的改革才是中国经济调整、拉动内需的核心问题,当务之急是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悬殊,把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当成重中之重。还有人则把结构性减税视为未来改革的主战场,认为应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技术创新和改造的财税支持力度,加快增值税扩围改革试点,解决现行营业税重复征税问题。其中,是否立即征收房产税成为一个热烈讨论的焦点。一些中生代经济学者组成了一个新供给五十人论坛,他们的主张是把改革的重心从需求端向供给端转移,全面推动产业领域的创新和资源配置机制。

    当然,也有一些颇为激进的观点再次出现,有人提出应取消发改委,彻底废除政府审批投资项目,在民营企业投资行为中,政府需要做的是“放手、放手、再放手”。中欧商学院的许小年教授更是建议“将几十万亿的国有资产分给 13 亿民众以刺激消费”。他的这个主张让很多人在茶余饭后开始“认真”地算账,万一真的分了,落到自己钱袋里的会有几万元。学者们提出的改革领域,个个都是“当务之急”,可是每一项都“剪一刀而动全身”。

中国的改革从来有多目标治理的特征,就如同很多年前中国高级官员向弗里德曼提问的:“这只老鼠有很多条尾巴,到底应该先剪哪一条?”当年弗里德曼给出的药方是“一次性全部剪掉,长痛不如短痛”。事后看来,这种“休克式疗法”似乎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有些尾巴不是被剪掉的,而是自我萎缩掉的,比如物价改革和粮食体制改革;有些尾巴则好像是这只老鼠的“命根子”,比如独特的国有经济体系;而更多的尾巴则血脉互通,动一条则波及其余。糟糕的问题是,你甚至不知道波及的是哪几条,而它们又会发生怎样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