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十年----中国企业2008-2018

  2013:金钱永不眠(2)

 

政府权力清单和证券化再造

这种复杂而危险,且需要极大耐受力的“剪尾巴游戏”一直在进行中,到今天仍然是中国的决策者们所亟待处理的。在 2013 年,李克强的剪刀伸向了两处,一是政府的权力清单,二是金融体系的证券化再造。这两处手术均属“内科”,动之艰难,事关长效。

    在 3 月 17 日的两会记者会上,李克强第一次“亮相”,他提出的首项执政改革就是简政放权,宣布将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三分之一。到年底,国务院召开 9 次常务会议,先后分三批取消、下放 334 项行政审批等事项。8 月 22 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一个月后,自贸区就公布了“权力负面清单”,共计 18 大类,在这个清单之外的领域,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均改为备案制。这种与国际惯例按轨的审批制度的确立,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

金融体系的证券化再造,则比简政放权更为复杂。中央政府在今年的种种作为,带来了金融业的巨大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是『变天之年』。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上半场,中国解决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那么,在下半场的一开始,决策层就试图从最坚硬的地带突破,解决资本的自由流动,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却又充满了种种焦虑、动荡和博弈的开始。

金融产业是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块堡垒,在很长时间里,这一产业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银行主导一切,二是民间资本滴水不进。对现状的突破,正是从这两个方向次第展开的。《大资管时代到来》---在今年1月31日的财新网上,出现了这样的一篇专题评论。敏感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中国式的治乱大景观将出现在一向风平浪静的金融领域,从此往后,金钱永不眠。一切变化的开始,都从2012年下半年以来的一系列新法律、法规的颁布开始。

证监会:8月,证券会发文,明确鼓励证券公司开展资产托管、结算、代理等业务,为专业投资机构提供后台管理增值服务,一举突破长期以来私募证投基金综合托管业务由商业银行垄断的格局。9月26日,证监会首次允许基金公司进入股权投资领域。10月,证监会连续发布三个细则对券商资管业务大松绑,券商资产管理从无到有,到 2013 年 1 月,规模就突破了 2 万亿元大关。也是在 10 月,证监会还确立了直投基金的备案制度,首次明确了直投子公司和直投基金可以参与股权相关的债权投资。12 月 28 日,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此法最大亮点是,首次将非公开募集证投基金(即私募证投基金)纳入了调整范围,意味着通常所指的“阳光私募基金”终于获得合法地位。在接下来的一年,一大批公募基金里的明星基金经理纷纷离职,创建自己的私募基金。

    保监会:7 月 16 日,保监会发布《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同意保险公司将保险资金委托给符合条件的投资管理人,开展定向资产管理、专项资产管理或者特定客户资产管理等投资业务,从此打开了“保险委托投资”的业务大闸。10 月,保监会又相继发出通知,大大扩大了保险资产管理的业务范围,也为保险资金与其他非保险资产管理机构的合作提供了依据。在这一-系列新政的刺激下,诸多业外资本纷纷进入保险市场。

    央行和银监会:8 月 3 日,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首次允许设有基础资产现金流质押的证券化产品的发行,当月,一些地方政府的城建公司及信托集团即先后发行资产支持票据。12月,经国务院批准,放宽了商业银行设立主投基金管理公司的门槛,推动数十万亿级的储蓄资金向资本市场的有序转化。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政的出台,其核心目标就是两条:放松监管力度,鼓励混业经营。2012年的金融新政实质上终结了20年的既有格局,证券、期货、基金、银行、保险、信托之间的竞争壁垒被打破,金融市场进入了一个全新却注定更加混乱的大资管时代。

新三板出台

(下图:2014年1月24日,新三板“首批全国企业集体挂牌仪式举行)

进入2013年之后,一些重大的金融业改革措施继续密集出台。1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简称新三板)在北京金融街正式揭牌,这意味着继上海和深圳两大交易所之后,又出现了第三个全国性的证券交易场所。

实际上,这个新三板早在2006年就已经开始试点运营,被挂在深交所下面,当初是为了扶持北京中关村的高科技企业。然而在六年时间里,先后只挂牌了一百多家公司,定向增资总额不到18亿元,几乎微不足道。此次的揭幕,是一次全面的功能和定位升级,它从深交所独立出来,面向全国的中小企业开放,上市门槛大大降低,几乎已接近注册制。在未来的几年内,新三板的上市公司数量迅速突破万家,成为资本市场的新一极。

 

民营资本开始合法进入银行业

    今年的 7 月 6 日,一场名为“吴英‘民告官’研讨会”的小型会议在北京举行。在过去的几年里,围绕这位“东阳小姑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而且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机。吴英在 2009 年 12 月被一审判处死刑,2012 年 1 月,二审维持原判。然而,在 4 个月后的 5 月 21 日,吴英案终审改判死缓。吴英案的峰回路转,很难仅仅从法律的层面来解读,在这个罪与罚的宽严尺度带有浓厚政治意味的国度里,吴英式的“幸运”是一个特殊时期的戏剧性投影。

    就在北京那场小型研讨会的前一天,7 月 5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长远而言,这也许是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事件,中央政府开闸银行业,首次表态允许民营资本合法进入。9 月初,有消息称,全国首份地方版《试点民营银行监督管理办法(讨论稿)》已完成报至银监会。9 月 29 日,银监会发布《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行业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在区内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

“民资银行呼之欲出”一这样的政策动向引起市场巨大的震动。从百年中国现代化史的角度,银行业一直是政权与民间争夺主导权的核心战场,孙中山的“节制资本”主张被国民党政权奉为圭臬,在 1935 年的“孔祥熙变法”之后,国家资本就开始全面控制金融资本市场。1949 年之后,民营资本被全数清理出局,银行产业已无一分钱民间资本,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整个上半场时期,银行业从来是被禁止染指的“天字第一号雷区”。据渣打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存在着两个“60%”现象,即有 60%的民营企业从来没有从银行贷到过款,而获得贷款服务的企业中,又有60%是一年期短贷。

政府对银行业的开闸,如同在市场上投下了一大把兴奋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各地关于民营企业申请银行的消息此起彼伏。在银行开办热中,互联网人当然不甘落后,腾讯主导发起前海微众银行,阿里巴巴筹备网商银行,它们都成为银监会批复的首批五家民营银行之一。百度则与中信银行合资成立直销银行---百信银行。运作最大的是阿里巴巴。天然的电商属性,以及强大的第三方支付工具让马云有更灵活的创新空间。6月13日,一款名为『余额宝』的类存款产品悄悄上线,所有的支付宝用户都可以十分便捷地把零钱存入这个账户,其七天的年化收益率接近7%,秒杀所有银行存款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