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十年----中国企业2008-2018

  2013:金钱永不眠(3)

 

李嘉诚长江实业撤资?

    对官员的纪律整肃、央企反腐以及金融业的大震荡,生动地体现出了 2013 年的不同寻常,在本质的意义上,它预示着利益重构的开始,这是一个新的大棋局,玲珑初开,百子待落。历史从来有自己的逻辑,你不可否认它的偶然性---否则历史将非常无趣,不过,你又必须尊重它的必然性。种种迹象表明,市场化是不可逆的方向,而与此同时,一个更强势的中央政权也正在回归,所有的局中之人都在谋划和重新确立自己的新角色。

    在今年的春夏之交,北京和香港的财经圈里,关于长江实业抛售内地及港岛资产的传闻不绝于耳。一个颇有点敏感的话题在小圈子里被不断地提及:李嘉诚是不是要跑路了?9 月 4 日,长江实业发布公告,宣布将北京朝阳区的一块土地以 21 亿元的价格转让出手。王石在自己的微博中转发了这条新闻,并配了一条耐人寻味的评论:“精明的李嘉诚先生在卖北京、上海的物业,这是个信号,小心了!”

  (左图:李嘉诚在香港的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 

很快,媒体列出了一张李氏抛售清单:8 月,李嘉诚为旗下创立了 40 年的百佳超市寻找买家,其估值约 310 亿港元;同时,计划以 75 亿港元的底价叫卖上海陆家嘴的东方汇金中心 OFC 写字楼,此外,还以 32.68 亿港元的价格出售了广州西城都荟广场和停车场。这几个项目加起来,涉及金额约为 410 亿港元。此外,他还同步出售了价值 71 亿港元的香港物业资产,连一直作为公司稳定“现金奶牛”的香港电灯也被分拆上市。

    与持续变卖内地资产对应的是,李嘉诚近年频频投资欧洲市场,仅 2013 年上半年就完成 4 宗海外并购,共耗资 248.7 亿港元。就在 9 月,和记黄埔又斥资 11 亿美元,收购了西班牙电信在爱尔兰的子公司。据不完全统计,自 2010 年以来,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系总共在香港和中国内地以外完成了 11 笔收购,涉及金额约 1868 亿港元,这其中,欧洲地区占比高达 97%,有英国媒体惊呼,李嘉诚要并购“整个英国”。

李嘉诚的撤资动向,迅速引起了多角度的解读和猜测,你很难把一位85岁首富的行为当成一种冲动。他的此次撤资,被视为看衰内地经济的标志性行为,有人甚至把它视为一种『示威』。11月21日,李嘉诚罕见地在他位于香港中环的长江集团办公室接待了几位来自内地媒体的记者。在过去的大半年里,关于『李嘉诚要跑路了』的新闻正甚嚣尘上。李嘉诚此时接受采访,显然是一个刻意的安排,而且,时间点选在北京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10天之后,更是颇有意味。他对记者说,『撤资』是天方夜谭的笑话,『我感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撤资」这两个字是用来打击商界、扣人帽子的一种说法,不合时宜,对政府和营商者都是不健康的』。在记者的追问之下,老辣的华人首富还是真诚地表述了自己的某些真实观点,他说:“世界上的投资机会和选择,实在令我们应接不暇;集团可以挑选有法治、政策公平的环境投资;在政策不公平、营商环境不佳、政府选择性行使权力之下,投资意欲便一定相对下降。”

柳传志患肺癌及『在商言商』风波

今年 4 月的最后一天,柳传志去协和医院例行检查。医生仔细地看了他的胸片,告诉他,你的肺出问题了,应该是肺癌。在场的人都大惊失色,只有柳传志看上去挺平静的。1944 年出生的他马上要 70 岁了,按南方人的习惯“过九不过十”,他的朋友们都在张罗着为他开一个小型的祝寿会。在过去的几年里,老柳过得并不安宁。2009 年,联想巨亏 2.2 亿美元,他被迫重新出山担任董事长,杨元庆将战略重心回归于中国市场,花了三年时间,总算稳住了阵脚。2011 年,柳传志把联想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传给了杨元庆,2012 年,又让朱立南担任联想控股总裁的职务。

在朋友的安排下,柳传志去长白山度假,希冀用那里的空气好好洗一下自己的肺。6月中旬,他回到北京参加正和岛的一次企业家茶叙,席间他说:『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谁也没有料到,他的这番话在企业家群体中掀起轩然大波,构成本年度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正和岛是一个企业家组织,『岛内』聚集了两万多名民营企业家,柳传志的讲话被曝光后,一位叫王瑛的女投资人当即发布『退岛声明』----『我不属于不谈政治的企业家,也不相信中国企业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为了不牵连正和岛,我正式宣布退出正和岛』。

作为多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企业界教父』,柳传志的『在商言商』,自然引起极大的争议,也体现出企业家群体在公共立场上的分野。王瑛的『退岛声明』发布后,在企业家群体内,迅速分化为『挺柳派』和『挺王派』,争论持续了大半年。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企业家参与政治的热情几经波折,在 2000 年前后,随着中国加人 WTO,企业家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讨论达到沸点,然而,2004 年的宏观调控,“国进民退”的事实令很多人沮丧,在 2009 年的“四万亿计划”中,民营企业家被边缘化,央企能力被进一步强化,失望情绪持续放大,从而引发了移民潮,民间投资热情下降。2011 年到 2012 年之间,企业家的焦虑达到了顶点,很多人开始选择自己的立场,万达的王健林宣称自己的做法是“远离政治,靠近政府”,三一重工的梁稳根在一次公开访谈中称,“我是党的人,随时准备为党奉献一切,只要党愿意,三一也可以随时奉献给党”。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柳传志从来不惮于谈论政治,甚至他可能是讨论政治最多的人之一。在 2012 年,一向出言谨慎的他公开表达了自己的焦虑:“如果环境好了,就多做一点;环境不好,就少做点;环境真不好了,比如不能如宪法所说保护私有财产,企业家就会选择用脚投票。”在接受《财经》的专访时,他更对企业家阶层在中国社会的参与能力阐述了自己的担忧,在他看来,“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不太可能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面对政府部门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很显然,这样的“大白话”充满了绥靖的气质,理所当然地被一些企业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视为懦弱。不过,如果在 2013 年的企业家群体中做一个调查,恐怕大多数人会认同柳传志的观点。在一个强势政府和法治尚不完备的商业社会中,企业家在公共事务上的进取能力十分赢弱,甚至在某些时候,连合法权益的自保都岌岌可危,他们更多的是新环境的适应者,而非创造者,寄希望于他们成为体制突破的先锋力量是一种过度的妄想。

围绕柳传志的『在商言商』风波,实际上体现出中国商业世界复杂的真实景象,其最重要的特点是多层面的『共识瓦解』。其一,以『发展是硬道理』为主题的改革共识,已然破局,政府与有产阶层在利益上的协调出现了裂痕,改革需要被重新定义;其二,企业家阶层内部,出现了价值观分野,很多人开始思考从事商业活动的终极目标,从而做出了各自的现实选择;其三,企业家阶层与公共知识分子阶层之间的隔膜,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持续扩大,后者显然缺乏对真实中国的解释能力和设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