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十年----中国企业2008-2018

   2014:卷土重来的泡沫(3)

 

抗击水土污染

    与此同时,各地政府开始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漠视乃至牺牲环境的前提下完成的。曾担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的杨功焕认为,中国 50%左右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已经被污染。杨功焕带领一支团队历时八年进行淮河流域癌症的研究,结论是,淮河流域严重的水污染,与这一地区居民消化道肿瘤(主要为肝癌、胃癌、食道癌)的严重高发,二者之间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一致性”,且两者有“相关关系”。他绘制了一张淮河流域水质污染频度地图,其中,深红、浅红色的严重和次严重污染区覆盖河南、安徽、山东三省的 40 余个县。在淮河沿线,出现了一些触目惊心的“癌症村”。

    即便在沿海发达地区,水污染仍然非常严重。在“鱼米之乡”的苏锡常和杭嘉湖平原,有些地方的地下水已经两百年不能饮用。据全国国土资源公报(2013) 显示,全国 4 778 个地下水水质监测点中,水质较差的占 43.9%,水质极差的占 15.7%。从今年开始,这些地城的政府按照企业的用工、产值、纳税及耗能值,列出了一份“负面名单”,以末位淘汰的方式,将那些高污染且效益低下的企业实行强制性的关闭和外迁。

    今年 4 月 17 日,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共同发布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公报显示,中国耕地点位超标率为 19.4%,即有五分之一的耕地----约 3.5 亿亩到 3.9 亿亩,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重金属镉是土壤的首要污染物,人体长期食用含镉食物会引起慢性镉中毒病症,2013 年 5 月,广州市的一次餐饮抽检显示,大米及米制品中的镉含量超标率高达 44.4%,由此引发了一场“反镉米风波”。

抗霾治霾运动

    另外一个污染重点是空气污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所居住城市的 PM2.5----一种直径小于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能负载大量有害物质穿过鼻腔,直接进入肺部,甚至渗进血液,是导致黑肺和灰霾天的主要凶手。早在 2008 年,一些前米参加北京奥运会的欧美运动员戴着口罩上街,遭到了人们极大的嘲笑。可是到 2011 年,北京居民开始对日益恶化的雾霾天气越来越难以忍受,在社交媒体上,每天的“帝都 PM2.5 值”----它的发布者居然是美国驻华大使馆----成了最受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但是,有关部门似乎还是三缄其口,《京华时报》登载过一则对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的采访,记者问:“为什么北京市政府不公布 PM2.5 指数?”副局长答:“通俗来讲,我打个比方,打扫庭院,大石头没搬完,就不要先急着打扫灰尘。”

    2013 年,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陷人雾霾之中。尤其是 12 月的一场大雾霾,几乎使国土“沦陷”,雾霾波及 25 个省份、100 多个大中型城市,全国平均雾霾天数达 29.9 天,创 52 年来之最,就连以蓝天白云、空气质量高而著称的“圣城”拉萨都出现了浮尘天气。

    “抗霾治霾”终于成了一场全民战争。在今年的地方两会上,很多省市把治霾列为重点政绩工程之一,北京、河北、陕西首次把 PM2.5 治理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要求: 到2017年,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北京市长王安顺签下了责任状,“2017 年实现不了空气治理就‘提头来见’”。

海尔张瑞敏『自以为非』的革命

    对于新常态,企业界---尤其是那些老资格的企业家的体会也许更为复杂和真切。今年 5 月,《中国企业家》杂志专门做了一期“1984 vs 2014: 第一代大佬能否引领新时代?”的封面报道,记者在报道中设问:“他们的时代是否已经结束?”

    回望三十年前的 1984 年,柳传志创办联想、张瑞敏创办海尔、王石创办万科、牟其中创办南德、南存辉创办正泰、潘宁创办科龙,他们的集体出现,如群星闪耀中国,堪称“企业元年”。三十年后的今天,他们中有的人已泯然众生,有的人深陷牢狱,另外一些则在困顿中坚守。商业世界里,人们更津津乐道的是那些年轻的后来者,甚至出生于 1984 年的扎克伯格俨然已成为新的世界级偶像。

    在今年,65 岁的张瑞敏写了一篇《海尔是云》的短文:*三十年,既轻如尘芥弹指可挥去,三十年,又重如山丘难以割舍。其区别在于,你是生产产品的企业还是生产创客的平台。海尔选择的是,从一个封闭的科层制组织转型为一个开放的创业平台,从一个有围墙的花园变为万千物种自演进的生态系统。在 1994 年的时候,海尔创业十周年,意气风发的张瑞敏写过一篇《海尔是海》:“海尔应像海,唯有海能以博大的胸怀纳百川而不嫌其细流,容污浊且能净化为碧水... 汇成碧波浩渺、万世不竭、无与伦比的壮观!”在中国企业史上,这是一篇经典范文。

    有人对比前后两文,问张瑞敏:“海与云的区别在哪里?他答:“海有边界,但是云没有。”此时张瑞敏的内心可谓百味杂陈。他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把一家濒临破产的小冰箱厂壮大成了全球最大的白电企业,三年前还一举收购了日本三洋的冰箱业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海尔是排名第一的中国品牌,张瑞敏是全国知名度最高的企业家,也是在 2014 年,海尔的营业额超过了 2 000 亿元,进入世界 500 强的目标指日可待。

    可是,也是在 2014 年,受到互联网经济的冲击,海尔的家电业务陷入成长乏力的困局,产品利润“薄如刀片”,遍布全国的 20 万家海尔专卖店曾经是最锋利的营销利器,如今却可能成了“最沉重的负资产”。在这一年,拥有 8 万员工的海尔裁员 1.6 万人,并宣布将继续裁员 1 万人,引起极大的震动。张瑞敏决定自我革命,他发明了一个新的成语一“自以为非”,即过往种种皆可断舍离,“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

    张瑞敏决定将海尔的整个管理体系推倒重来,他打破既有的科层管理制度,把偌大的海尔彻底扁平化,所有员工分为平台主、小微主和创客三种身份,划小管理单元,鼓励内部创业。未来的海尔将全部由数百家“小微公司”组成,集团公司变身为一家平台型组织,为海量的小微提供适合创业的资金、资源、机制、文化等各种支持。这当然是一场惊世骇俗的组织革命。敢于将一家全球最大的白电企业自我瓦解,从组织架构、产品结构乃至研发体系上进行彻底开放型、失控式革命的案例,在迄今的工业史上,还没有发生过,当然也没有人取得过成功。

    在今年,张瑞敏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已经大到在全世界找不到对标公司了。”这几乎是所有与他同时创业的一代人的共同感慨。中国企业的崛起一直被看成是一次跟进战略的成功,在几乎每一家成功企业的身上都找得到国际同行的影子。然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很多企业的规模和市场占有率都已位居世界第一----联想是全球最大的电脑制造商,华为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商,万科是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商,苏宁是全球最大的电器连锁等售企业,甚至很多当年被仰望的标杆公司都已凋零,如美国的摩托罗拉、欧洲的诺基亚,乃至日本的索尼、松下和三洋。这一景象如果被定义为“新常态”的话,便意味着中国公司必须具备领跑和自我突破的能力,这是一次极其光荣却也无比凶险的新长征。

    一位访者曾记录了他与张瑞敏面谈的场景。他问:“你怎么看外界对你的改革的非议?张瑞敏的声调突然抬高了八度,坐在一米开外的来访者分明看到他眼眶陡然变红,他厉声说:“如果我还在乎外界怎么看我,这场改革还搞得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