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十年----中国企业2008-2018

   2014:卷土重来的泡沫(4)

 

失败的『国有企业创业者』---邓亚萍

    邓亚萍离开了工作四年之久的即刻搜索。她是近二十年来最受欢迎的“国球”运动员,曾夺得过 18 个世界冠军,举国老小无不喜欢这个拼劲十足的“小老虎”。可是在今年,她却成了一个遭人嘲笑的、十分失败的“国有企业创业者”。

    邓亚萍退役后,先是担任申奥大使,为北京申奥立下汗马功劳,然后以公派身份赴英国读书,拿下了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的学位。归国后,她进入人民日报社,担任副秘书长。2009 年年底,谷歌退出中国市场,人民日报社瞧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推出人民搜索(后更名为即刻搜索),由敢打硬仗的“小老虎”邓亚萍出任总经理。

   (左图:邓亚萍在参加《中国梦想秀》录制时落泪)

在邓亚萍看来,她是在为国家干一件大事,即刻搜索的目标就是成为“国家搜索”,为国有企业在互联网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她确实非常勤勉,拿出了当年在赛场上的那股拼劲,每天第一个上班,常常到深夜一两点钟才回家。她请来原谷歌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出任首席科学家,麾下一度聚集了来自谷歌、微软和百度的各路人才。

国家确乎也给予了这位前世界冠军足够的弹药。除了上亿启动资金之外,有关部门下文要求将近 200 家地方重点新闻网站必须加入即刻搜索的链接。邓亚萍还申请到了 200 个北京户口的指标,“技术人员百分百解决。民营的互联网公司都没几个留京名额,百度一年也就四五十个”。邓亚萍和她手下的员工们都无比真诚地相信“国家”的无所不能,很多人认为,“只要国家想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做不了,即刻搜索超过百度是迟早的事”。

可是,现实却比打一场乒乓球赛要复杂得多。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即刻搜索对百度几乎没有构成任何意义上的威胁,它的市场占有率从来没有到过 1%,可以忽略不计。这家国有企业的失败再次证明,在互联网市场上,所谓的国家资源、国有资本以及政策倾斜都不足以成为核心的竞争能力。到 2013 年 10 月,即刻搜索与新华社的盘古搜索合并,600 多名员工裁撤大半,邓亚萍黯然离场。媒体一度传言她烧掉了 20 亿元,这一数字显然被放大了,不过,骄傲的邓亚萍从未正面回应。

 

悲剧人物---华润宋林

    与名满天下的邓亚萍相比,华润的董事长宋林没有任何的知名度,可是他在今年的“落马”却在整个国有企业系统引起了更大的震荡。华润在香港的总部大厦位于湾仔港湾道 26 号,是 1983 年建的双子式老建筑,在两楼之间的平台上,有一家太平洋咖啡店,很多人到华润办事,会顺手去那里买一杯咖啡。太平洋咖啡是华润收购的一个香港本土品牌,宋林说,亚洲人的口味偏甜,我们想调试出一些新的口感来。

    宋林一直非常低调,很少在媒体上露面。每当有访客与宋林见面,他的秘书有时候会有意无意地告诉访客一些细节,以佐证他的老板的“厉害”,“宋先生当上华润集团总裁时才 40 岁,是国资委体系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另外,“宋先生还是王石的老板”。

(右图:宋林)

宋林进入华润的 1985 年,正值华润最艰难的转型时刻,随着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行,越来越多的省份和部委到香港开设“窗口公司”,华润的垄断地位被迅速冰解。作为一家政策型的贸易企业,此前数十年虽然功勋显赫,但是承担的俱为国家任务,自身并没有多少实业积累----1983 年之前,华润的注册资金只有 500 万港币,一旦丧失管道功能,其存在价值便立即遭遇危机。在这个意义上,青年宋林进入的是“另外一个华润”。在很多研究者看来,华润是所有华资企业中最早进行业务转型的,而且是转型最彻底的外贸公司。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华润转向内地,以外资身份进行战略投资,涉及纺织、服装、水泥、压缩机、啤酒、食品、电力、酒店、地产等诸多行业,从而奠定了由贸易向实业转型的基石。而宋林等一大批年轻大学毕业生正是以“子弟兵”的身份参与了这一全过程。

    华润是极少数不靠垄断存活的“中央企业”。与其他国资委下属的一些企业不同,华润并没有靠政策壁垒形成垄断经营的优势,相反,它所实施的很多并购行动,比如控股万科、收购三九以及进入水泥和地产领域等,基本都属完全市场竞争行为。经过多年开拓,华润形成七大战略业务单元、19 家级利润中心、2 300 多家实体企业,其中包括 5 家香港上市公司、6 家内地上市公司,员工总数达 40 余万人。

    再来看看宋林打理华润的业绩单。他于 2004 年出任总经理,其时华润的总资产为 1 012 亿元、经营利润为 45 亿元,到 10 年后的 2013 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 11337 亿元和 563 亿元,增长幅度均超过 10 倍。举目全球商业界,能够获得如此业绩者亦可谓彪悍,况且,宋林正当盛年,以 50 岁的年纪,管理万亿人民币资产和 11 家上市公司,在当今全球职业经理人中应该也排不出前 10 位。

    宋林的社会身份很多重,他是“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他的职责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而同时他又是一位中组部直管的“党管干部”,在行政上则享受副部级待遇。这都是一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名词,“商人+党员+官员”的“三位一体”,让宋林的身份变得非常模糊,在转型尚未完成的中国,“三位一体”的身份让宋林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政策支持,但同时也令他陷入了另外的一些困境。

    很多人认为,国企经营者的成功俱得益于政府庇护,近年来,随着国家资本集团的畸形壮大,民营企业家与国企经理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彼此互不服气。再比如,国有企业所实现的业务增长并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很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必要的,国企获得的成功越大,对民营企业的压抑就越大。又比如,国企经理人的收人与他的商业成功几乎没有对价关系,宋林没有一分钱的股份,也不享受分红激励,更谈不上“金色降落伞”,甚至他的职务能否保住,都需要某些灰色的权贵保护----从宋林案披露的一些信息可见,他之堕落正与此有关。

    自本轮改革开放以来,国企经营者作为一个极其特殊的商业精英群体,其命运跌宕的丰富性是颇值得深研的课题。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三十多年涌现出的一些旗帜性人物,其日后际遇非常的两极化。有些人先盛后衰,最后甚至身败名裂,如第一批放权让利试点企业首都钢铁的周冠五、红塔烟草的褚时健、三九医药的赵新先等,也有一些人商而优则仕,如东风汽车的陈清泰和苗圩、中海油的卫留成等,而能够在经理人岗位上维持企业可持续发展并善始善终者,确乎寥若晨星。

    在这些年份里,不少国企经营者甚至对自身的职业价值产生了怀疑。一位央企领导人曾自嘲是“三无人士”----无存在感,无论企业管理得多优秀,都得不到民众和社会的认可与尊重;无兑现感,无论经营业绩有多出色,都与自己的收入不匹配,与同资本等级的民营企业家相比更是判若云泥;无安全感,任何人都可以“实名举报”,坐车、吃饭、旅行、收受礼物、与异性合影,凡此等等都可能被“一票击杀”。国企当家人的此种“三无情绪”非常普遍,且有弥漫之势。

宋林式悲剧以及“三无情绪”的产生,其背后凸显出来的,其实是中国经济改革一个迄今仍未破题的重大命题:如何看待以及实施国有经济改革?在2013年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国企改革被列为核心目标之一,可是一些基本的改革理念及路径仍然是非常模糊。比如,国有经济存在的伦理性和必要性解释,国有资本的管理模式,国有资产的处置模式,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模式,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模式,以及对国有企业经理人阶层的奖惩制度,等等,无一条有了明确的改革诠释和预期设计。

人之哀宋林、邓亚萍,其实是哀国企,哀一代为国服务的商业精英群体。制度的创新若无破局,宋、邓式人物势必将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