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军最高统帅部有人反对空袭行动，不仅因为空军人员伤亡太大，而且因为空袭行动占用大量资源，许多战略家认为这些资源可以用于其他方面，特别是直接用于支援海陆军军事行动以发挥更大效用。在优先轰炸目标问题上，最初各方发生过严重分歧，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明白无误提出了代号为“近距平射行动”的联合轰炸计划，目的为加强“对德国战争努力予以最为沉重的轰炸袭击”，该行动后被称作轰炸机联合攻击。确定的优先轰炸目标按降序排列如下：德军潜艇隐蔽坞、德军飞机工业、公路铁路、德国石油工业以及其他目标。计划指令有点含糊，因为显然有必要对城市进行轰炸以达到联合参谋长团所命令的目标：“持续破坏扰乱德国军事、工业、经济体系、打击德国人的士气，以使其军事援助能力得到致命的削弱。”波特尔和哈里斯坚持认为这一目标不可能仅通过轰炸滚珠轴承厂和合成油料厂得以实现，而只能通过他们正在进行的区域轰炸来完成。

卡萨布兰卡会议之后，对洛里昂和布雷斯特的潜艇隐蔽坞展开了定期的大规模轰炸，但并未给这些巨大的钢筋水泥船坞造成有价值的破坏。自1943年5月邓尼茨撤出大西洋战场后，这些优先轰炸目标降居次要地位。同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三叉戟”会议上，“近距平射”行动被重新界定，要求更加侧重加强对德国空军的空中、地面和制造中的战斗机力量的打击力度。尽管联合参谋长团可能希望实施精确轰炸，但还是给了哈里斯以足够的自由以继续展开普遍性的区域轰炸。

1943年7月底和8月初，对汉堡实施了代号“蛾摩拉”的持续十余天的四次空袭，导致30000至50000人死亡。7月27日，由于导航失误787架皇家空军飞机偏离了预定目标汉堡市中心以东两英里，飞临密集的汉堡劳动人口住宅区。盟军飞机撒下的数千条铝箔片，代号“窗口”，蒙蔽了德军夜间战斗机和防空火炮依赖的雷达，让盟军轰炸机有更多时间完成空袭任务。汉堡经历着反常的热浪，天气炎热而干燥，加上烈性炸药和燃烧弹火舌四蹿，结果出现了1600度的火焰炼狱，所致之处一切都被烧成灰烬。据说无人扑灭的大火发出的橘黄色火光在120英里之外都看得见。幸存下来的180万居民逃离了汉堡，将恐慌传播到整个地区。

在并不算长的纳粹时代，纽伦堡一词被赋予了多重含义。最初，这里曾在20世纪30年代末举行过大型集会，接下来在这里通过了反犹太人的纽伦堡法；后来，纽伦堡城又遭到盟军飞机的狂轰滥炸。最后，纽伦堡又成了国际军事法庭，将那些罪大恶极的纳粹残余绳之以法。1944年4月30日夜间，大约有795架盟军飞机对该市中心展开空袭，造成严重破坏，但盟军损失也十分惨重—主要是加拿大空军人员—共计95架飞机被击落，71架被击伤。遭遇这次挫败之后，盟军暂时中止了对德国密集的夜间轰炸，为协助准备诺曼底登陆，这时迟早都要做出的决策。

自1942年3月盟军引入基于奇无线电技术的导航奇设备之后，德军确实成功地进行过干扰。但是经改进的技术，如OBOE，可以让远在英国的控制站发射一条雷达波束，将“探路者”轰炸机引导至目标上空。该技术于1942年11月用于轰炸行动，到1943年底机载H2X雷达已被应用于所有天气条件下美国陆军航空队对敌目标轰炸的导航任务中。对德国及其盟友的轰炸政策也影响了全盘战略。除要在盟军进攻日前占领罗马，牵制德军18个师，并使盟军部队取得一系列陆战胜利之外，一条重要的争论就是要在意大利本土起降飞机，即占领意大利东部的福贾空军基地，使对欧洲南部的轰炸比从英国和西西里起降更加容易。

1944年3月5日，美军开始了对柏林的日间轰炸，此时柏林遭受的是24小时不间断的轮番打击。柏林较强大的空中防御表明对德国首都的空袭代价高昂，1944年3月24日夜间，轰炸机司令部损失了近10%的飞机。虽然无法最终证明盟军是否取得了胜利，但有人认为，轰炸机司令部为盟军进攻日集中削弱德国目标的决策本身，就等于该司令部承认了其摧毁柏林以援助进攻日的原定目标已经失败。不论真正原因是什么，自1944年中期以来，轰炸努力已从空袭城市大规模转向支持诺曼底登陆，尤其是炸毁铁路和公路以防德军反扑。

回到1943年6月27日，与澳大利亚驻战时内阁代表凯西一起观看一部反映德国遭受轰炸的影片时，丘吉尔“突然正襟危坐，对凯西说：‘难道我们是禽兽吗？我们是不是做得太过份了？’也许丘吉尔是指当时的战争进程而言的；凯西回答：“不是我们挑起的战端，现在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丘吉尔听后，他的问题也有了答案。进攻日之后，美军又继续做出努力—投入大量的B-24轰炸机加入了B-17轰炸机群—将重点转移到对德国合成油料补给的空袭。自1944年10月至战争结束，英国皇家空军共向德国投下了34.4吨炸弹，其中40%以上是用于对城市的空袭，而没有投向纯军事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