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78中国,回来了(1)

 

政策背景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8年底,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全会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定。而就在全会召开前后,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四五”天安门运动完全是革命行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为彭德怀、陶铸等在“文革”中蒙受冤屈的政治家平反并召开追悼会。此后两年中,全国300多万干部群众获得平反,55万“右派”得到改正。

邓小平主持科学大会,参观松下

1978年,是邓小平真正主导中国命运的元年。在该年3月召开的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政协主席。在当上政协主席后,邓小平主持的第一个大会是随后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大会上,他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

在这个大会上,国家领导人承认,中国在许多方面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15-20年,同时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科学发展计划,确定了108年项目作为全国科技研究的攻关重点,其目的是“到本世纪末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不切实际的目标不可能实现。不过在当时它确乎让全中国为之一振。当年,共有6000人参加了这次科学大会,其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出访日本。在此次访问中,走访日本公司是他出行的重要事项之一。他先是参观了东京的新日铁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在日产的一个汽车厂里,他真正领略了“现代化”的生产线。在大阪考察时,他专程去了松下电器公司的茨木工厂,在那里,翘首等待他的是另一位亚洲传奇人物,松下公司创始人、被尊称为“日本经营之神”的83岁的松下幸之助。日本朋友向邓副总理介绍了松下电器公司生产各种电视机的概况。邓副总理走进生产车间,参观了电视机组装生产线、自动插件装置以及检查成品等生产工序。

邓小平对松下的此次考察,给83岁高龄的松下幸之助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促使老人开始思考松下公司的中国攻略。在第二年,松下幸之助飞访中国,成为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位国际级企业家,松下公司与中国政府签订了《技术协作第一号》协议,向上海灯泡厂提供黑白显像管成套设备,通过国际交流基金向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赠送价值1.2亿日元的设备。松下公司的率先进入中国,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在其后的十年间,日本公司成为第一批中国市场的外来拓荒者。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刊发

1978年1月14日,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突然收到一封信,写信的人是《光明日报》编辑王强华。此前半年,胡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投寄该报,在很久没有收到回复后,他已经对此不存幻想。王的突然来信让他非常意外。胡福明回忆说:“王强华在来信中寄来一份清样,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清样。信中表示要用该稿,并提出一条修改建议,即希望把道理讲得完整一点,不要使人产生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感觉。从此以后,我们的稿子来来往往了好几个来回。后来,又有一封来信不同了,调子又变化了,让我要写得更鲜明一点,要更有针对性、要更有批判力,跟前面的调子又变化了。”

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可以视为当年度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宣言。在文章结尾,作者勇敢地宣称:“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文章的发表在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思想较为保守的东北和上海等地,斥其“砍旗”、“违反中央精神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等讨伐之声隆隆四起。

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谈及此文,认为文章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后来他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再次以此文为题,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影响了中国改革的整个进程。在日后的几年里,它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稳定压倒一切”等政治格言一脉相通,分别从方法论、战略目标和成长边界三方面进行了清晰的表述,从而构成了中国的改革文化和三大思想基石。

恢复高考

事实上,高考制度在此前的1977年已经部分恢复,而全国性高考的正式举行则是在1978年。从这年起,高校招生恢复全国统一考试,由教育部组织命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考试、评卷和在当地招生院校的录取工作。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和外语;理科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和外语。

有数据显示,第一批报名高考的考生就多达580万,远远超过高校的招生计划,扩招成为全国上下一致的呼声。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是,1978年全国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龙门陡开,江鲫飞跃。积压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一旦喷涌,40余万人众里怎么可能没有龙虎之士。在辽宁沈阳铁路局当工人的马蔚华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21年后他出任招商银行总行行长;北京176中学的青年老师段永基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的研究生,六年后参与创办了四通公司,成为北京中关村的风云人物。在四川,刘永行三兄弟参加了1977年高考,都上了分数线,但是因为“出身成分”不好而没有被录取,兄弟三人一怒之下办起了一个小小的养殖场,20年后他们成为当时的“中国首富”。

跟全国所有的大学一样,广州的华南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华南理工大学)也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无线电班的教室里济济一堂,学生们都用好奇的眼光打量彼此。他们中间年纪最大的已经40岁,最小的只有18岁,其中,三个年纪相近的同学很要好,最小的陈伟荣,来自广东罗定县,还有两个比他大一岁多的黄宏生和李东生分别来自海南和惠州。这三个人,日后分别创办了康佳、创维和TCL三家彩电公司。极盛之时,这三家公司的彩电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