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81 笼子和鸟(2)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宏观调控

经过将近三年的改革,中国在政治上完成了一次“洗礼”,改革成为舞台上的主流。按当时很多观察家的话说,“是开国以来少有的很好的经济形势”。但是,此此相伴,中央财政却出现了严重的困难。最显著的标志是1979年、1980年两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到1980年物价也稳不住了,商品价格上涨6%,其中城市上涨8.1%、农村上涨4.4%。

究其原因,财政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变革过程中所带来的。在过去的三年里,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职工提薪、奖金发放、安置就业、政策退赔、农产品提价以及扩大企业和地方财权等,使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经济的复苏势必带动基础建设的复兴,各地的基建规模到了预算无法控制的地步。而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一方面让中央财政的收入少了一大块,另一方面,这一改革的总体成效又实在让人不能满意。1980年年底,胡耀邦敦派中央办公厅专门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对四川、安徽、浙江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进行调查,发现试点改革情况不容乐观。一方面,放权仍然有限,在企业留利、原材料供应、劳动管理体制、工资制度、计划外生产等方面企业权力还很小,对搞活企业的作用有限。另一方面,集中管理的价格体制和不合理比价,使各工业部门利润水平相差悬殊,最为典型的是,成本利润率石油行业比煤炭行业高出100倍,造成苦乐不均、不公平竞争和相互攀比。

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宏观调控在1978年后的第三个年头开始了。邓小平的思路非常清晰:一保中央财政,采取紧急刹车的措施,全面压缩计划外投资,借用地方财政存款、向企业和地方政府发行国库券、暂时冻结企业存在银行的自有资金、紧缩银行贷款。1981年的基建投资比上年减少126亿元,积累率回落到28.3%,让全年赤字控制在35亿元以内。其二则是力保国有企业。如何力保国有企业,发生了争议。一种意见主张把改革的重点放到“物价管理体制改革”和“疏通渠道的改革”方面去,逐步取消行政定价制度,建立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加强集中统一”,有人因而提出了“笼子和鸟”的理论,大意是说,企业是一只鸟,不能老是绑着它的翅膀,要让它自由地飞,但是,国有经济体系则是一个大笼子,鸟再怎么飞,也不应该飞出这个笼子。“笼子与鸟”理论统治了未来整个80年代的企业改革思路,国有企业的改革成为一场“笼子里的变革”。

由这一理论出发,来看待1981年的局势,其结论便非常容易得出了:国有企业的变革必须在稳定和中央的控制下循序渐进,怎么改可以“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而当务之急,是整治那些不听指挥、无法控制的“笼子外的鸟”,正是它们扰乱了整个经济局势。很快,在各地的媒体和内部报告上出现了大量的声音,都是控诉那些计划外的小工厂如何与规范的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如何扰乱市场秩序,如何让国有企业蒙受巨大损失的。总而言之,试点企业搞不好,都是笼子外的野鸟们惹的祸。对形势的判断及由此产生的方向性决策,直接造成改革政策上的大拐弯。

个体经济政策大转变

事实上,在1981年年初之前,政策的方向还是朝着鼓励个体经济的路线上推进的。在1980年6月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中央仍然提出“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不同经济形式可同台竞争,一切守法个体劳动者都应受社会尊重”。在9月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还提出允许“要求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村手工业者、小商贩在与生产队签订合同后,持征外出劳动和经营”。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提出“允许和提倡各种经济形式之间,各个企业之间发挥所长,开展竞争”。但是到1981年,口径出现了大转变。

1981年1月,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先是在7日发文《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规定“个人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不准贩卖工业品”、“农村社队集体,可以贩运本社队和附近社队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和履行议购合同后多余的、国家不收购的二、三类农副产品。不准贩卖一类农产品”、“不允许私人购买汽车、拖拉机、机动船等大型运输工具从事贩运”。在30日,国务院又发文《关于调整农村社队企业工商税收负担的若干规定》,明确指出“为限制同大中型先进企业争原料,将社队企业在开办初期免征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二至三年的规定,改为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凡同大的先进企业争原料,盈利较多的社队企业,不论是新办或原有企业,一律照章征收工商所得税”。一时间,“打击投机倒把”成为当年度最重要的经济运动。

乡镇企业的寒流

“1981年日子很难过。”很多年后,萧山的鲁冠球回忆说,钢材提价1.3倍,煤提价5倍,成本持续上涨,而与此同时,原先签订的一些订货合同都被中止了,理由只有一个,“根据上级的规定,我们不能再进乡镇企业的产品”。鲁冠球想到大学里去要一个大学生,当时全厂数百人只有一个高中生,更不要说工程师了。大学分配办的人像见到了外星人一样地看着他:“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在天津大邱庄,正把一家冷轧带钢厂办得红红火火的禹作敏也遭到了来自上面的压力,他的钢厂摆明了是在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而生产出来的钢则又扰乱了钢材的计划市场,是此次运动第一个要打击的。很快,县里派下来了清查组。然而,禹作敏对清查组十分抗拒,在他的带头下,大邱庄村民对清查组的态度可想而知,每天都有老头子拎着棍子来质问清查组,“我们刚过了几天好日子,你们就来了,我们挨饿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来?”清查组陷入了不堪其扰的“人民战争”,最后在大邱庄实在住不下去了,只好搬到乡里去。

这样的斗争与角力,在各地此起彼伏地进行着。对于像鲁冠球和禹作敏这些从乡土里冒出来的工厂,政府的态度已经十分清晰:请你们继续在当地发展,为方圆十来公里的农民提供必需的劳动农具,并解决农村闲置人口的就业问题,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到城里—或者说笼子里来抢食。为了让本来就被返城知青搞得就业压力很大的城市不受农村人口的骚扰,12月30日,国务院更是下达通知,“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控制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

这一系列的措施,在客观上造成了两个事实,一方面,它有效地控制了宏观经济的方向,避免了因过热而可能出现的种种动荡和不安定,另一方面,它也使刚刚萌芽的乡镇企业遭受到了第一次寒流,几乎所有在1980年前后创办的企业在1981年度的经济指标都是下滑或停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