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82年 春天并不浪漫(1)

  “柳市八大王事件”

从年初开始,胡金林就预感到要大祸临头了。乐清县“打击投机倒把工作组”是1月份进驻到柳市镇的,胡金林第一个被叫去谈话。胡金林说自己做生意是怎么的辛苦、怎么的合法、怎么的受客户的欢迎。

30岁出头的胡金林是柳市镇上第一批做电器元件生意的,除了销售还做一些简单的加工制作。他的电器原料都是通过各种法子从国营企业流出来的,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卖给上海、宁波一带的国营企业,到1981年,他营业额已有120万元,是远近有名的老板了。当时,柳市镇的小电器行业已渐渐成规模,大大小小的电器作坊有300家左右,胡金林是最出名的一个,因而被称为“电机大王”。

被约谈的第二天清早,胡金林主动找到工作组,他补缴了17个月的税款六万元。他以为这样总可以过关了吧。到了春节,柳市的空气好像还是很凝重,大街上开始挂横幅,“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行为”,已经有三四年没有响过的大喇叭又轰轰地叫了起来,每天都有口吻很强硬的社论之类的在播出。胡金林看看苗头还是不对,索性把门市部的卷闸门一拉了事,不做生意了,他带上新婚不久的妻子去全国各地旅游散心。

两周后回柳市,税务部门把一张白纸红章的文件贴在他的门市部水泥柱上,通知他今后的营业税要上调,从前些年的0.35%连补带罚增加到6%。又过了一个月,镇上突然派人来找他,说:“你从现在开始不得外出,必须随叫随到,等候处理。”从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都证明,工作组已经开始在整理他的材料。胡金林的日子变得动荡不安,每天都在四处打听上面的动静。到了7月,柳市镇上一些有名的工商户都被叫到工作组去过了,有几个进去就没有再出来。胡金林知道,暴风雨要来了。一日黄昏,一个镇干部骑着自行车路过他家门口,突然下来小声地对他说:“不行啦,要下大雨啦!”然后就迅速地骑走。胡金林连妻子也没有告别一声就仓皇地逃出了柳市镇。

当夜12点,警车呼啸着停在他家门口,扑了一个空。两个月后,胡金林遭到公安部的全国通缉,罪名是“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与他同时遭此命运的还有七个柳市工商户,分别是“线圈大王”郑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螺丝大王”刘大源、“矿灯大王”程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电器大王”郑元忠和“旧货大王”王迈任。此七人加上胡金林,合称“八大王”,是为轰动全国的“八大王事件”。这八个人从生意规模上看,都可谓微不足道,胡金林、郑元忠算是其中做得最大的,年营业额不过百万元而已,刘大源、程步青等人不过是开了一个螺丝和矿灯门市部,而叶建化、王迈任、李方平等更无非是帮上述几个人做一点产品目录和二手电器倒卖。这些人之所以会被列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全国重点打击对象,一是其标本性和群体性,二则是因为温州的缘故。

在当年,温州的个体工商企业已超过十万,约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而奔波各地的经销员更多达30万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八大王”的高调处理,便很有超出经济上的意味了。在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八大王事件“一直笼罩在温州和浙江上空。温州市工业在1980年的增速为31.5%,到1982年却下滑为-1.7%,其后三年一直徘徊不前。“八大王”中,最早被逮住的是22岁的程步青,他被判刑四年。叶建华、郑祥青、李方平和王迈仟相继落网判刑。郑元忠潜逃在外,后被看守所收容,在里面关押了186天。胡金林从上海、北京流窜到东北,直到两年后的1985年1月15日,他以为风头已过悄悄溜回柳市,当夜被警察抓获归案。胡金林在监狱里已彻底绝望,做好了判重刑乃至被枪毙的准备。谁知道66天后,四个公安人员来到他的面前,宣布他被无罪释放。唯一逃脱惩罚的是“螺丝大王”刘大源,在整整三年中,他到处躲藏,等他再次回到柳市,人枯形瘦,相离亲朋竟有大半不敢相认。

 

“韩庆生事件”

“八大王事件”是1982年经济整肃运动的冰山一角。1月11日和4月13日,国务院两次下发严厉文件,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要坚决予以严惩。到这一年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结案8.6万件,判刑3万人,追缴款项3.2亿元。对柳市“八大王”的高调讨伐,令全国民营企业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公然与国营企业抢原料和“扰乱市场秩序”了。与此同时,另一个发生在武汉的案件则展现出另一个领域的争抢,那就是民营力量已经把手伸向国营企业内部的科技人员,开始与国营企业争抢技术和人才,这当然也是不能容忍的。

1982年的春节,武汉工程师韩庆生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入狱的罪名是“技术投机倒把罪”。前一年,国营一八一厂的韩庆生和另外三个工程师为武汉的一家乡镇企业九峰农机厂设计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的图纸,还编写了两万多字的产品技术说明,这家农机厂本来已经濒临倒闭,却因为韩庆生们的帮助而起死回生,当年就实现了五万元的利润。农机厂的厂长黄从良很感谢这些工程师,到年底发给四个人每人600元。就是这600元把韩庆生送进了监狱,一八一厂的有关领导知晓此事后当即向公安局告发,韩庆生被判有罪,罪名就是利用国家技术牟取私利,是为“技术投机倒把罪”,一审判决入狱300天。

在当时中国,向民营企业偷偷输送技术的绝不只有一个韩庆生,当时国内科技人员号称有800万名,其中三分之一闲置无事。新兴的乡镇企业则人才短缺,急需科技人员,于是,便有很多国营企业的工程师在周末被乡镇企业主接走,偷偷地到这些工厂帮忙进行科研。当时有个专用名词来称呼这群人,叫作“星期日工程师”。韩庆生正是这个人群中不起眼的一个。因为他是全国第一个因此被判刑的技术人员而广受关注,成为当年度的一起标志性事件。

据当时报纸记载,3月2日,韩庆生和他的律师杨霞第一次出庭辩护,参加旁听的就有300多人,大部分是与韩庆生类似的知识分子。法庭辩护整整进行了一天,一共辩了十轮。当年8月,武汉市武昌区法院宣判韩庆生无罪,公诉人再向上级中院申诉,12月,中级人民法院改判韩庆生罪名成立。当日,韩庆生的家人带着申诉状坐火车去北京上访。 事件至此,韩庆生案引起举国关注。当时在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中影响很大的北京《光明日报》专门为此开展了讨论。韩案被报纸公开讨论,一时舆论鼎沸,全国的科技人员大多对法院的判决不以为然,中央领导人亲自过问案件进展,事件在此后突然峰回路转。1983年2月3日晚上10点,武汉市市长带着判决书和退还的600元来到韩庆生家中道歉。

韩庆生事件的喜剧性落幕,并不意味着类似事件已成定论。在今后的若干年内,国营机构里的科技人员能否外出兼职依然是一个纠缠不清的话题,1985年前后,上海太平洋被单厂一个叫郑鸿坚的助理工程师还因为业余兼职而被判处徒刑,关进大牢。直到1988年1月18日,国务院专门下达了文件,称“允许科技干部兼职”,至此,这个争论才总算尘埃落定,而事实上,在那时,民营企业聘用科技人员已是一个十分普遍和自然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