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82年 春天并不浪漫(2)

 

南方特区开放步履维艰

多年后,有记者问任促夷:“主政广东工作期间有无失误?”任坦言,“人哪能没失误,1982年差点过不了关。”“过不了关”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华南地区走私蔚然成风。当时广东不少县市的走私相当严重,人们一窝蜂地在公路沿线、街头巷兜售走私货。不过,这确实是很多人原始积累的方式。通过这种非法的“公众走私运动”,华南(包括广东东部的潮汕地区和浙江南部沿海的温州、台州地区)率先取得了企业发展的资金和产品流,不少后来创办了工厂的企业家在当时都有“逃港”和走私的经历。

针对这一现状,1982年1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打走私贩私活动。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问题。胡耀邦总书记主持会议,会议气氛极其严肃,对走私的研究很快转变成对开放的批判,会上有人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人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还有人说:“宁可让经济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主政广东的任仲夷在压力下被迫写了平生的第一张检讨书,然而,他仍然提出“排污不排外”,已经推行的开放政策不能收回。他的一时坚持,守住了特区开放的阵地。不久后,广东出台新的地方法规,把开放持续推进。深圳开始向香港和澳门商人发放多次出入境的证件,免除了进出关的麻烦,同时允许外资工厂拥有聘用和解雇工人的权利。特区的土地租赁也走向制度化,每平方米的工业用地年租金为10-30元人民币,商业用地的年租金为70-300元人民币,平均比香港低了90%左右。似乎是为了呼应任促夷的开放决心,这年10月,蛇口开发区主任袁庚让手下做了一块很大的标语板,上面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标语在一开始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新政策的出台及任、袁等地方官员的开明,使得香港商人成为第一批投资大陆的外来资本群体。深圳将近70%的外资投资都集中在办公楼、宾馆以及其他旅游设施上,仅仅只有7.3%是投资于工业项目。与香港商人的踊跃相比,欧美企业则要谨慎得多。到这一年底,深圳最大的工业投资项目是百事可乐的工厂,总投资额为550万美元。

国有企业改革举步维艰

如果说南方的特区开放步履维艰的话,那么,全国范围的国有企业改革则更是乏善可陈。原本以为,只要把在农村改革中一试就灵的“承包制“拿到企业改革中来就可以了,谁知道,后者的复杂程度远远大于以个体生产为主的农村经济,中国企业变革开始陷入经济学家高尚全总结出的”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统“的轮回中。

1982年1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提出用两三年时间,对所有国营工业企业进行整顿。内容有五项:整顿和完善经济责任制;整顿和加强劳动纪律;整顿财经纪律;整顿劳动组织;整顿和建设领导班子。列入第一批整顿的企业共9150个,其中大中型骨干企业1834个。国家统计局在年终报告中承认,本年度的生产、建设和流通领域中经济效益差的状况没有明显改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过多,战线过长,存在着计划外项目挤计划内项目的现象。在国家计划建成投产的80个大中型项目中,有33个没有建成,计划建成投产的80个单项工程中,有24个没有建成。其中,唯一的亮点是上海郊区的宝钢终于在重重争论中“飘出了第一缕淡淡的青烟”。

围绕宝钢的风波和争议

事实上,围绕宝钢的种种风波和争议从1980年就开始了。这一年的8月22日,新华社罕见地播发了一条新闻稿,严厉批评宝钢下属的一个“电力分指挥部”违反财经纪律,擅自动用外汇,进口属于高级消费品的小轿车和旅行军各四辆。9月,在第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就宝钢的问题向冶金工业部提出质询,问题包括“这项工程究竟要花多少投资,工厂建成后能出多少产品,建设这么一个厂在经济上是否合算,工厂的选址是否恰当,工程的质量如何”等。新华社对这一质询进行了公开的报道,很显然,有人希望通过让事态公开化的方式迫使这个项目流产或推延。

1981年8月,在宏观经济日趋紧缩的大背景下,中方决定中止向日本公司购买成套设备的四个合同,并为此支付了相当于合同总金额11%左右的补偿费。到第二年的3月,宝钢向德国公司购买设备的巨额协议也被要求推迟三年“交货”,此些举措在国际舆论中溅起轩然大波,它被视为中国经济“紧急刹车”的重要标志事件。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宝钢的建设终于没有“喊停”,到1982年8月,第一批两座巨型熔炉正式宣告投产,这个时间比原定计划延迟了大约十个月。它们将年产钢铁300万吨,占当时全国钢铁产能的十分之一。

在中国投资的外资公司在压力下发展

紧缩的空气让所有在中国投资的外资公司也同样感受到了压力。一马当先的日本企业继续在中国开疆拓土。三洋公司已经一口气开出了五家工厂,它生产的彩电、录音机、洗衣机和冰箱将很快铺遍中国的各大商场;本田公司与中国最大的摩托车工厂—重庆的嘉陵机器制造厂签订了合作生产五万辆摩托车的合同;三菱汽车与北京卡车制造厂的谈判也在顺利进行中。不过,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在大力欢迎这些电器公司的同时,也对它们即将带来的产业冲击产生了忧虑。

《日本经济新闻》在5月发表的《中国以耐用消费品为中心,加强贸易保护》一文指出,由于日本耐用消费品大量涌入中国,造成了中国国内企业的压力,大量商品积压,工厂发展艰难,因此“保护民族工业”的呼声已经响起,中国政府将开展一系列针对性的贸易保护措施。这家报纸还列举了十种可能受到保护的耐用消费品,包括汽车、电视机、手表、自行车、照相机、电冰箱、洗衣机等等。似乎是为了印证日本报纸的观点,8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对广东、福建两省进口商品管理和制止私货内流的暂行规定》,规定汽车、电视机、电冰箱等17种经批准的进口商品只准在省内销售,不准销往外市。不过,这样的规定由于其操作性的缺乏,事实上很难被严格地贯彻下去。

跟决心在中国市场上大有收获的日本企业一样,已经在中国开设工厂的可口可乐开始它漫长而愉快的征服中国消费者的旅程。此时,可口可乐公司又让人们见识了什么叫商品促销。每当周末,可口可乐的职员就举着有可口可乐商标的彩色气球,在北京的各大商场推销,一时间人潮如涌。这种促销活动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北京的一些报纸杂志立刻发表文章,抨击可口可乐。称这种做法“侵入中国,引进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一家日报还在内参上登出文章--《“可口”未必“可乐”》,文章列举了可口可乐进入中国的数条罪状。很快,上面来了指令:可口可乐被严格地限制在外国人圈子中销售,“不准卖给中国人一瓶”。

这个禁令执行了将近一年,让美国人很是沮丧,后来,经过中国合作方的再三争取,它才又获准恢复内销。不过也有让美国人暗喜不已的现象,在南方的广州,一些爱好时髦的小青年把铁罐包装上的“可口可乐”商标剪下来,贴在自行车的前把手或后轮护皮上,俨然是一辆“可口可乐牌自行车”。很显然,来自西方的文化输入比商品还要早上一步。

1982年3月,北美最大的运动鞋公司NIKE急急忙忙地在福建开出第四个工厂,那时候,它被翻译成“乃基”,生产了的所有运动鞋全部出口海外,直到几年后,当它开始内销中国市场时,它才改名为“耐克”。让人记忆深刻的是,乃基鞋的生产线全部是从临近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工厂拆运过来的“二手货”。乃基之所以转入中国大陆生产,主要的原因就是那里的劳动力比韩国和中国台湾便宜得多。到年底,乃基开在天津和上海的三间工厂将生产150万又运动鞋,中国将成为一个“全球工厂”的命运似乎在很早就被定义下来了。

瑞典的ERICSSON公司与北京电信的通讯设备合作谈判也有了成果,它将在北京安装7500门程控电话,在此之前,中国所有电话都是陈旧的拨号式的,这个合同价值700万港币。它当时被翻译成技术色彩很浓的“易利讯公司”,直到后来它开始销售手机时才改成更有亲和力的“爱立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