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83 步鑫生年(2)

 

深圳特区的“窗口”及“倒爷”

在1983年前后,中国的第一批“倒爷”出现在北京和深圳。前者是政策资源和权钱交易的中心,后者则有一个宽松的商业氛围和对外开放的窗口效应。这时的深圳,已经渐渐显露出改革先行的优势,出乎意料的是,这个“窗口”并未如设计中的那样吸引巨额的外资投入,相反,倒是成为“卖全国、买全国”的“大基地”,一些内陆省份的政府纷纷到这里开设贸易公司,以此为“窗口”利用深圳的优惠政策,进行货物的倒卖流通。

香港亚洲研究中心的陈文鸿博士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当初袁庚等人提出的四个深圳发展目标,到1983年都已经渐渐偏离:“产品心出口为主”,实际进口大于出口4.84亿美元;“引进以先进技术为主”,但引进的主要是中国香港、日本的被淘汰不用的设备;“投资以外资为主”,实际上外资只占投资的30%,而且绝大部分是港资;“结构以工业为主”,当年深圳工业生产总值为7.2亿元,而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为12.5亿元,做生意赚的钱比工业多得多。贷款发财的热情高得惊人,得不到控制的贷款如脱缰野马,已超出深圳存款余额20多亿元,弄得只好到中央和其他省市、自治区去借资金。

这一状况在日后的几年内并没有转变,在外国人看来,深圳的投资条件并非像原先承诺的那么好。但是,在内陆和其他省份看来,深圳的政策环境已经好到不能再好了,越来越多人像王石一样跑到这里来找机会,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资金向这里流动。在深圳建设的前十年中,国有资产增长到250亿元,来自银行的贷款就有180亿元,而其中的绝大部分是从内陆地区以各种正规或灰色的方式融通过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深圳的奇迹不是靠吸引外资而产生的,而是全国人民“倒”出来的。

中央政府的“两难”及价格体制的松动

面对流通环节的活跃和“混乱”现象,中央政府陷入两难。一方面,“倒爷”和形形色色的民间贸易公司扰乱了商品流通的计划体系,造成乱涨价和通货膨胀。7月,国务院和中纪委联合下发《紧急通知》,严厉要求“坚决制止乱涨价、乱摊派两股歪风”。10月,这两个机构又下发《通知》,要求“坚决制止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中的违法乱纪活动”。这两个《通知》在客观上取得的效果是,对于有背景的“倒爷”来说,虽有威慑却根本无法禁止,对于那些“老实听话”的国营企业来说,使得他们不敢自作主张,龟缩到计划体制的框框内。《经济参考》在7月22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耐人寻味的新闻:上海第五钢铁厂向镇江冶炼厂采购一批钼铁,后者要求价格比国家定价高28%,并称如果五厂不能接受,自有其他钢厂愿意按这个价格要货。五厂没有办法只好按此采购,而自己在销售钢材时也被迫“涨价”。被指“乱涨价”的镇江厂也自有难处,如果按国家定价,则必亏无疑,因此涨价也是迫不得已。这一新闻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刚性的计划定价已经在日渐市场化的环境中陷入结构性困局。

另一方面,松动价格管制、开放部分商品的定价权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国家不得不开始逐步放开了小商品的价格,在1982年9月和1983年9月,国务院先后两次放开了共510种小商品的价格,同时还允许同类产品有5%-15%的“质量差价”,那些被授予金质、银质奖的优质产品还有另外更大的定价空间。小商品价格的放开与松动,为货物的流通和民营企业的崛起带来了可能性。

中国小商品集散地—义乌

现在,我们就要把目光转移到浙江中部和南部的一些穷乡僻壤。日后的人们很难想象,为什么在那些不通铁路、没有工厂、资源匮乏、知识素质不高的地方,会孕生出中国商品的集散地。义乌,地处浙中盆地,三面环山,全县28万劳动力,剩余劳力达15万人,人均年收入88元。

近百年来,义乌最出名的是“敲糖换毛”,这里生产红糖,同时土地贫瘠,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地方有鸡毛肥田的习惯。为了收集鸡毛,农民们便于冬春农闲季节肩挑糖货担,走村串乡“敲糖换毛”。为了多点收益,糖担里每每会放一些妇女所需的针线脂粉、笄网木梳。这群“敲糖帮”大概有万把人,百年未绝,成了浙中一带“天生”的农家商贩。1978年前后,在义乌县城东部的廿三里乡、福田乡出现了自发的乡间集市,十多副货担在那里设摊,出售各色针头线脑、自制的鸡毛掸子、板刷等。又过几年,这些货郎进了县城稠城镇,不久就发展到了两百多滩。当地县政府于是便发出《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临时许可证》,算是默许了这些商贩的存在。到了1982年底,全县的《临时许可证》不知不觉已经发出了7000份,所交易的商品大大超出了“鸡毛什肥”的规定范畴。有人便开始给省时写信,惊报“义乌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小温床”。彼时担任县委书记的谢高华面临巨大压力。

正是这个谢高华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倔强的决定,1982年11月,他宣布正式开放“稠城镇小商品市场”,并宣布“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四条之中,“允许从事长途贩运”明显与中央文件相背离,其余三条也无法律依据可循。1983年7月,义乌县政府投资58万元,建造起一个占地220亩的摊棚式市场,这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专业市场。到年底,义乌的市场摊户增加到1050个,日均交易人数为6000人,其中六成以上是外地人,以温州和台州为主,上市商品多达3000多种,本地产工业品约占三分之一,其余大多来自省内乡镇企业及江苏、广东一带的产品,而销往地多为长江以北及云贵等省份。与此同时,商品物流也带动了义乌家庭工厂的发展,很多商贩在市场里摆摊,在家里搞家庭工厂,所谓“前店后厂”的模式油然而生。

“货多价廉款式新”,义乌的名声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中国农村传播,这里很快出现了来自天南地北的商贩。1984年年底,上海《文汇报》记者沈吉庆听说,在浙江有个叫义乌的地方,一种新颖小商品或新技术只要在国内的城市商场一出现,没过多久,人们就可以在那里的市场上找到。他便饶有兴致地赶到了义乌,后来他写出一篇《小山沟里的大市场》,这是义乌第一次被媒体发现。沈吉庆看到,在小商品市场周围活跃着上万名商贩和2000多家家庭工厂,而义乌的人技术都是商贩们从全国各地带来的,塑料加工是从广州学来的,针织工艺是从绍兴、嘉兴引进的,童鞋制作是从温州移植来的。

义乌的发展模式,几乎是80年代中国民营经济成长的标本:一个专业市场的出现,构筑出一张辐射农村及中小城镇的商品网络,在物流需求的诱发下,周边冒出数以千计的家庭工厂,最终形成“前店后厂”、“双轮驱动”的初级产业格局。在中国改革的前十多年,任何产业基础、政策扶持、人文素养乃至地理区们等方面的客观条件,都无法与当地的改革创新意识相匹敌,往往,一地观念的解放与否是它有没有可能发展起来的唯一条件。那些工业基础雄厚、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地区,如东北、华北及上海等地,由于计划经济色彩浓厚,政府管治能力健全,民众对体制的依赖度较高,民营资本难有萌芽的机会,倒是天偏地远、国有经济薄弱的边穷地区,如珠江三角洲、闽南和浙江中南部一带,却意外地具备了自谋生路的勇气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