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83 步鑫生年(3)  

 

温州的专业市场

义乌小商品市场里,来自温州的商贩是最主要的一群。事实上,在义乌崛起之前,温州的专业市场已经发育到了相当的程度。跟义乌相比,温州是一个更具传奇色彩的地名。在中国当代改革史上,温州可被视为“圣地”。这里诞生了第一批工商个体户、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批私人公司,这里也因而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压力。在上一年的治理整顿中,温州已经成了被重点关注的对象,“八大王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的现象。整治一度让纷乱热闹的温州经济突然降温,不过潜伏在民间的水流从未断绝过。

在1983年前后,温州的家庭工业有十余万户,从业人员40万人,常年有十万人奔波于全国各地,推销产品和采购原料。在这些购销员的四海奔忙和穿针引线下,乐清、苍南等县日渐形成了400多个商品交易的集散地,其中一些稍具规模的便被好事者通称为“温州十大专业市场”,这些市场的交易商品均为日用小商品和生产性原料,如纽扣、塑料编织袋、塑胶鞋、低压电器、皮革、铝塑标识等等。而最让人惊奇的是,这些市场偏偏都不在交通的要道和城镇中心,全数俱在交通十分不便捷的山谷或水湾乡村,前往交易的耗时费力都很大。

如此巨量的原料,再加上每年成千上万的运输,由这些极不便捷的地方贩进运出,而经营者却不思迁移,这种现象让后人读来非常费解。一位叫张仁寿的温州研究者曾用“边区效应”来解读:“温州十大市场大多坐落在水陆交通都不是很便利的地方,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那些地方,左的思潮相对薄弱,计划经济的束缚相对较小,否则,这些市场很可能在兴旺之前就遭取缔。中国改革的经验证明,对旧体制的最初突破,往往发生在旧体制最疏于防范的地方。”此论可谓点中要害。

到这一年底,温州的专业市场经验受到中央高层的关注。在11月29日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副总理万里对宜山的再生纺织业大加赞赏,建议与会者都可以去参观参观。他的讲话传回到温州,当地官员立即开会,大小喇叭广为传播,总算让一年前因“八大王事件”而形成的阴霾稍稍散去些许。

国营企业“利改税”

商品供应的短缺特征,使得决策者仍然认为,国营企业的病症主要出在内部管理的僵硬和低效率上。所以,全部的注意力和政策制定便集中在这些方面。当时的国营企业聚集了中国几乎所有的资产和精锐人才,它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角,在某种意义上,它的成长形态和改革路径决定了中国改革的性质和命运。

第一轮国营企业改革的现状表明,如果没有利益分配上的明确界定,即便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被暂时地释放了出来,它与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矛盾也不会得到缓解,而且可能愈演愈烈,首钢与北京市财政局之间的那场纠纷事件在全国各地正不断地上演。同时,由于缺乏预算的约束力,企业的投资冲动会盲目膨胀,在过去的几年里,基础建设和计划外的项目之所以会越来越大,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就是因为没有人需要对投资的后果负责,先把蛋糕做大,分了再说,至于如何收摊子,那是“国家的事情”。于是,为了解决这个症结,中央政府决定从税制改革下手。

6月,国务院批转了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同意把执行多年的利润上缴方式,改成有比例的纳税制。在盈利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均根据实现的利润,按55%的税率缴纳所得税。企业的留利部分,再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递增包干上缴、固定比例上缴、缴纳调节税、定额包干上缴等办法,上缴国家财政。国营小型企业则试行八级超额累进税制,缴纳所得税后,由企业自负盈亏。“利改税”是国营企业向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改革的第一个重要举措。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

那几年来,中国政府在外资引进方面一直令人失望。《亚洲华尔街日报》透露的数据是,在1980年和1981年,中国分别兴建了20个合资企业,而1982年则只有8个。6月份的《经济学人》批评了中国的外交引进工作:“中国的合资企业法很失败。自从这项法规1979年出台以来,中国官方批准了105家合资企业,引进外资约2亿美元。去年,只有不到10项新交易签署,大多数合资企业都停留在照相室等小规模项目上,对现代化进程没有太大帮助。”这样的批评声让人无话可说,正如它所提供的数据,2亿美元的引资成绩离三年前制定的“五年内吸引100亿美元”的目标实在相去甚远。

9月,久唤不出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终于出台,它对外资公司在中国的合资及经营活动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这个开明而积极的姿态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欢迎。美国的3M公司应该是最早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外资公司之一,它的代表到中国来谈判,希望建立一个全资的生产绝缘体的制造工厂,他提出了一个“三不原则”:不搞合资、不转让技术、产品不出口。这在一年前,在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然而,这一次,进行谈判的上海投资信托公司却没有马上拒绝,中方委婉地提出,可否先搞一个试验项目,等到中央政府允许外国公司搞单一所有制的公司,就把股权全部转让出来。

步鑫生成为企业改革典型

11月16日,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一早去上班,他打开报纸,突然满脸通红,眼皮乱跳—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他赫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这篇题为《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的长篇通讯当日登在了所有中国党报的头版。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步鑫生成为当年度最耀眼的企业英雄。

在海盐县,步鑫生是一个不太讨上级喜欢的人,他从三年前当上厂长后,就开始在厂里按自己的想法搞改革,一些不太勤快的工人被他克扣工资,甚至还开除了两个人。他在厂里搞奖金制度,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提出“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这很是让一些老工人不满意,时不时的总是有一些告状信写到县里和省里,让他日子很不好过。不过,由于他管理抓得紧,工厂效益不错,生产出的衬衫品种和花样也比较多,所以在上海、杭州一些城市还很受欢迎。

夏天,一个叫童宝根的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采访了他,并写一篇《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他对这篇报道心里没有底,就先试着发了内参—这是新华社一个很独特的新闻产品,它不用于公开发表,而是供中央领导人“内部参考”。谁也没有想到,11月6日,总书记胡耀邦会从成堆的“内参”中挑出这篇报道,写下了一段批示,认为步鑫生的经验可以使广大企业领导干部从中受到教益。十日后,新华社便将童宝根的通讯向全国报纸发了“通稿”,胡耀邦的批示以“编者按”的方式同时发出。

童宝根的通讯和“编者按”并没有让步鑫生一下子成为全国典型。在12月的《浙江工人报》上发表了一篇针锋相对的新闻稿《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独创精神》,指责步鑫生专断独行,开除了厂工会主席。就这样,步鑫生从一开始就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企业家。很快,一个联合调查组进驻了海盐。调查的结果是,步鑫生是一个有缺点和弱点的改革家。胡耀邦又在这个调查报告上写了批示,认为应当抓住这个活榜样,来推动经济建设和整党工作。步鑫生争议一锤定音,1984年2月,新华社播发了浙江省委支持步鑫生改革创新精神的报道,并且配发了“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的上千字长篇按语。

“步鑫生神话”渐渐生成,他成了一个管理专家、经营大师。萧山的鲁冠球日后还清晰地记得他去海盐参观的情形:通往海盐武原镇的沙石路上车水马龙,挤满了前去“参观学习”的人们,当时的步厂长炙手可热。据称,连厅局级干部要见一下他都很难,我们的面包车还没进厂门,就被门卫拦下了:“步厂长今天很忙,下次吧。”好说歹说,最后他同意我们的车子绕厂区开一圈,这样也算是学习过了。在厂区里,我碰到两位熟悉的《浙江日报》记者,在他们的引见下,步厂长终于同意见我们一面。他是一个说话很生动的人,很会做比喻。他说了15分钟,我们就退了出去,后面又有一拨人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