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84 公司元年 (1)

 

在科学史、艺术史和商业史上,当一个流派或国家正处于鼎盛的上升期,便会在某一年份集束式地诞生一批伟大的人物或公司。在中国企业史上,这个伟大的年份便是1984年。日后很多驰骋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后来,人们将之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

邓小平南下深圳

除了出国一直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突然决定到南方看看。此刻的国内,由高度宣传步鑫生改革而煽动起来的改革热情已日益高涨,但是,举国四望,有哪个地区的改革是过去几年里最有成效,也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呢?邓小平把目光放到了预先没有列入中央规划、后来也没有得到中央财政特别扶持,而此刻正饱受争议之苦的深圳特区身上。

据后来的研究者发现,邓小平的这次南下事先并没有明确的目的,也没有带着政策宣示的责任,但是它所逼发出来的改革热情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在此前的一年多里,对深圳的各种非议指责正沸沸扬扬,北方一家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长文,影射深圳特区是新的“租界”,其后又有文章提醒,要警惕中国出现新买办和李鸿章式的人物。很多来深圳参观的老干部视特区为异端,惊呼“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有,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特区姓‘资’不姓‘社’了”。

1月24日,邓小平抵达深圳,特区的党委书记梁湘指着挂在墙上的深圳地图,介绍了特区开发建设的情况,称1983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翻了一番,比办特区前的1979年增长了10倍。备受压力的梁湘很想得到邓小平明确的支持态度,便说:“办特区是您老人家倡议的,是党中央的决策,深圳人民早就盼望您来看看,好让您放心,希望得到您的指示和支持。”但邓小平没有发表意见。

其后数日,邓小平马不停蹄遍走特区,一路上他不讲话,不表态,参观时也很沉默,不动声色。到蛇口工业区时,袁庚汇报说,他们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作为整个工业区的口号。机灵的袁庚用自问自答的语气说:“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我们冒的风险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们不要求小平同志当地表态,只要求允许我们继续实践试验。”此言一出,全场大笑。邓小平在深圳的表现,可谓意味深长,他用行动表明了自己支持的态度,却又在言辞上留下空白。27日,他离开深圳前往另一个特区珠海,在这里他一反在深圳的沉默态度,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算是给特区经济下了结论。2月1日,已经回到广州的邓小平,在广东省和深圳特区领导的再三暗示和恳请下,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在最后的落款上,特意把时间写为“1984年1月26日”,表明还在深圳时已经有这个评价。

邓小平在南方视察举措,以新闻的方式传播全国,关于特区的争论至此告一段落。在他离开广东后的第二个月,中共中央做出重大决定,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中国的对外开放由点及面,最终形成了沿海全境开放的格局。

王石、张瑞敏的创业

5月,王石在深圳成立“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这便是万科的前身,王石当上了经理。根据当时的特区政策,进口特区的国外产品不能销售到特区外,但不限制特区外客户在特区内购买的商品运出特区。展销中心的业务是:先收内地需货企业贷款的25%作为定金,然后向港商订货,按同样比例付款给港商,待货到深圳后,买方付清余款提货。买卖的关键是,收的是人民币,支付给港商的是港币或美元,展销中心的利润就来自获取外币的能力。要开这样的展销中心,首先要有进口许可证,其次要联系到具有外汇出口创汇份额的单位,也就是说,没有一定政府背景和公关能力是开不成这种公司的。

王石日后举例说明公司是怎么赚钱的:这年秋天,一个叫王春堂的北京人来深圳,宣称手头有3000万美元的出口外汇留成,换汇比率为1美元兑换人民币3.7元。所谓“外汇留成”并非现金,而是一种“配额指标”它应该属于某个大型国营外贸公司,最终以非常灰色的方式转移到了有官家后台的“倒爷”手上。当时的市场汇价是1美元兑换4.2元人民币,王石向王春堂预定了1000万美元的“外汇留成”,然后他从中国银行“顺利”贷到了2000万元人民币,凑足3700万元汇给王春堂,一倒手,展销中心赚到兑换差价500万元。当时的深圳与北京之间,早已形成了这样一条资源输送的地下通道,源源不断的国家配额和公共利益以各种形式被贩卖到南方,它们游离在法律的边缘地带,促成了某些个人和公司的暴富。王石的展销中心在这种游戏中扮演的是终端洗钱的角色,他从北京调来外汇指标,联系好进货和出货的港商与国内企业,通过货物的进口销售把汇率差价“洗清”成流通差价。

在山东青岛,35岁的张瑞敏被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他去的这家“青岛日用电器厂”是一个年份久远的烂摊子,它生产过电动机、民用吹风机、小台扇等,最近几年则开始生产一种名为“白鹤”的洗衣机,由于外观粗糙,质量低劣,一直打不开销路。为了整治工厂,张瑞敏上任后就制定了13条规章制度,其中第一条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其他制度包括“不准迟到早退”、“不准在工作时间喝酒”、“车间内不准吸烟”和“不准哄抢工厂物资”。为了执行最后一条,张瑞敏有一天把车间门窗全都大开着,布置人在周围观察有没有人再来拿东西,没料到第二天上午就有一人大摇大摆扛走一箱原料,中午张瑞敏就贴出布告开除此人。这件事后,全厂工人才相信,这回新厂长好像是动真格的了。

张瑞敏上任后的第一个决策是,退出洗衣机市场转而生产电冰箱。他是12月初报到的,当月工厂的牌子就更换为“青岛电冰箱总厂”。他在家电公司当副经理的时候,曾经被派到德国去考察,当地一家冰箱公司利勃海尔有意愿向中国输出制造技术和设备合同,张瑞敏抓住这件事不放,向青岛市和北京的轻工部再三要求,终于被允许引进利勃海尔的技术,成为轻工部确定的最后一个定点生产厂。

张瑞敏作为伟大企业家的魅力将在下一年散发出来。某日,有个朋友到张瑞敏那里买台冰箱,但挑了很多台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毛病。朋友走后,张端敏把库房里的400多台冰箱全部检查了一遍,结果发现有76台冰箱都不同程度存在问题。面对这种情况,有人提议把这些冰箱以低价格处理给职工。但张端敏一声令下,76台冰箱被砸成了废铁。当时,一台冰箱的价格是800多元,相当于一个职工两年的工资,很多职工砸冰箱时都心疼地流下了眼泪。“张端敏砸冰箱”成为这家日后中国最大的家电公司的第一个传奇。它表明了出现于商品短缺时期的第一代企业家的自我蜕变正是从质量意识的觉醒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