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78中国,回来了(2)  

 

国际背景

中美联合公报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决定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建立外交关系。经双方商定,中美建交联合公报提前于1978年12月16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公报》宣布: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将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定

1978年7月,中断了两年多的中日缔约谈判在北京重新举行,经历多轮艰苦谈判后,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与日本外相园田直8月12日在北京正式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1978年10月23日上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与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出席,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互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证书”,互换了批准书的正本,《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此生效。

   

商业事件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包产到户

1978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并不发生在城市里,而是在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这年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18个衣衫老旧、面色饥黄的农民,借助一盏昏暗的煤油灯,面对一张契约,一个个神情紧张地按下血红的指印,并人人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份后来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大包干契约,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小岗村是远近闻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的安徽,从春季就出现了旱情,全省夏粮大减产。小岗村的农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逼到了包产到户的这一条路上。包干制度竟十分灵验,第二年小岗村就实现了大丰收,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在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强力主持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此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中国农村改革迅速蔓延全国,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变化。

吴仁宝、禹作敏、鲁冠球创业

华西村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是“农业学大寨“的全国典型。吴仁宝在这个村里当了创纪录的48年的村党委书记,他既是一个农村基层政权的领导者,同时又是一个乡村公司的企业家。当年,华西村成为全国闻名的”农业学大寨“样板大队,吴仁宝还因此当过所在的江阴县的县委书记,在江浙一带,华西村的地位和风光可比大寨,吴仁宝则赫然是”陈永贵式“的好干部。

而在事实上,吴仁宝在高调学大寨的同时,却又干着另一些”见不得人“的工作。早在1969年,他就抽调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而当时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后来顶替吴仁宝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的他的第四个儿子吴协恩回忆说,“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为什么冒险搞工业?因为种田实在挣不到钱。当时全村人拼死拼活,农业总产值24万元,而只用20个人办的小五金厂,三年后就达到了24万元的产值。”1978年,吴仁宝盘点过华西村的家底,共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三年的口粮,这在全国的数千乡村中可谓富甲一时。

就这样,吴仁宝用一种很特殊的方式改造着他的家乡。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赫位置再次报道了华西村,题目是《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同时还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华西的经验说明了什么》,这是当年度这家“中国第一媒体“对全国乡村最高规格的报道。可是,在江苏省和江阴一带,华西被嘲讽为“吹牛大队”,还有一些人给中央写内参,告发“华西村是个假典型”。在这样的风波中,吴仁宝奇迹般地躲过了暗箭,他的“江阴县委书记”在一次举报后被摘掉了,可他在华西村搞的那些小工厂却一直在地下运转。

在北方,天津静海县蔡公庄的大邱庄,一个叫禹作敏的村党支部书记也在村里偷偷办起了一家冷轧带钢厂。大邱庄是远近闻名的穷村,当地有“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的民谣,谁也不会料到十年后这里竟会成为富甲一时的“天下第一村”。而在素来有工业传统的江浙一带,一批小工业作坊已经星星点点地冒了出来。在浙江,钱塘江畔的萧山县,鲁冠球创办的农机厂已经悄悄度过了它十周年的纪念日。在这里,我们必须提醒读者一个事实:中国民营公司的成长从一开始就有两个源头,一是华西式的乡村基层政权及其集体企业组织,二是鲁冠球工厂式的自主创业型企业。“乡镇企业”一直是他们共用的一个概念,直到“企业产权”的归属成为一个问题时,他们的命运才开始向不同的方向飞奔,这自然是1990年之后的话题了。

萧山虽处鱼米之乡的江南,却是江沙冲击出来的小平原,人口众多而地力贫瘠。鲁冠球办厂,可以说真是从一穷二白起家。工厂没有地方买原材料,他蹬着一辆破自行车每天过江到杭州城里,走街串巷地收废旧钢材。生产什么,也是有上顿没下顿,一开始做了一千把犁刀,跑去向农机公司推销,一进门就被赶了出来,因为他没有“经销指标”。那是一个铁桶般的计划经济年代,生产什么,购买什么,销售什么,都要国家下达指标,指标之外的物品流通便属“非法”。精明的鲁冠球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活下来的缝隙,那就是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配套生产,如饲料机上的榔头、打板,拖拉机上的尾轮叉,柴油机上的油嘴,要什么做什么。

到1978年,雪球慢慢滚大,鲁冠球的工厂竟已有400号人,年产值300余万元,厂门口挂着“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宁围失蜡铸钢厂”四块牌子,到这一年的秋天,他又挂上了“宁围万向节厂”。在后来人看来,从农作耕地到初级工业化之间,鲁冠球似乎已经在费力地搭建自己的企业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