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84 公司元年(3)

 

1984年属于珠江三角洲

不夸张地说,1984年是属于珠江三角洲的。邓小平的南方视察以及深圳等地的示范效应,在这一年终于发酵。无数胸怀野心的青年人如孔雀东南飞,纷纷奔赴此地。

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史玉柱,在安徽省统计局的办公室里编写了第一个统计系统软件,他发誓要做中国的IBM,不久后,他将南下深圳书写一段高亢而悲壮的生涯;同样也是浙江大学毕业的段永平愤然离开分配单位北京电子管厂,他发誓自己以后再也不会在国营工厂里上班,他也将坐着火车到珠江三角洲去了;赵新先,军医大学的教授带着自己的“三九胃泰”在深圳笔架山下开始新的事业;在惠州,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的李东生在一处简陋的农机仓库开辟自己的工厂,他与香港人合作生产录音磁带,这便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家电公司TCL。

在广东顺德的容桂镇,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潘宁以零件代模具,用汽水瓶做试验品,凭借手锤、手锉等简陋工具、万能表等简单测试仪器,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打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10月,珠江冰箱厂成立,冰箱的品牌是“容声”,潘宁出任厂长,这便是在后来统治了中国家电业十余年的科龙公司的前身。潘宁造冰箱,在技术上靠的是北京雪花冰箱厂的支援,在资金上则是由镇政府出了9万元的试制费,所以,这家工厂成了“乡镇集体企业”,这一产权归属最终决定了科龙和潘宁的悲情命运。

《请给我们松绑》

年初,邓小平在南方的行动让举国上下感觉到了进一步扩大改革的决心,很快,在各个领域,突破性事件频频发生,停滞了两年多的变革列车再次快速启动。3月24日,福建国有骨干企业55位厂长的呼吁书《请给我们松绑》在《福建日报》全文刊登,这成为当年度最具轰动性的企业事件。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3月23日,福建省的55位厂长经理们齐聚福州,参加“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会议期间,厂长经理位的抱怨之声不断,“现行体制的条条框框捆住了我们手脚,企业只有压力,没有动力,更谈不上活力”,于是在黄文麟等人的带头下,厂长们以“请给我们松绑”为题联名向省委书记项南、省长胡平写了一封信。55位厂长、经理具体要求“松绑”的权力被分成五点,主要有三条:一是人事权,企业干部管理除工厂正职由上级任命,副职由厂长提名,上级考核任命,其余干部通通由企业自行任免,上面不得干预。干部制度破除“终身制”和“铁交椅”,实行职务浮动,真正做到能上能下。二是财权。企业提取的奖励基金由企业自己支配使用,有关部门不得干涉。奖金随着税利增减而浮动、不封顶、不保底。三是企业自营权,在完成国家计划指标的情况下,企业自己组织原材料所增产的产品,允许企业自销和开展协作,价格允许“高进高出”,“低来低去”。

日后披露的史料显示,这封“公开信”并不完全是厂长们的自发行动,信件的主要起草人黄文麟当时是福建省经济委员会的副主任,在某种意义上,“公开信”其实是福建官员借厂长经理之口,唱出的一台“松绑双簧戏”。黄文麟的这个行动,在当时显然得到了省委书记项南的默许和鼓励。黄将公开信在会议当日就直送到了项南的办公桌上,后者一收到信,立即批转给了《福建日报》,还提笔替报社写好了“编者按”。第二天,公开信便在日报的头版头条刊出。当日,福建省委组织部就拿着报纸组织研究,决定在企业人事任免、干部制度改革、厂长权力等三方面,给企业“松绑放权”。一周后,北京的《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头条显著位置,报道了55位厂长、经理呼吁“松绑放权”的消息,还配发了相关的“编者按”,对福建省有关部门重视呼吁大加赞赏。

至此,全国报纸纷纷转载、评论,“松绑”新闻演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事件。“公开信”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它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的议题,呼吁通过扩大权力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这一呼声很快成为一种共识。5月10日,国务院顺势颁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不久后又做出《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决定》,直到两年后,国务院发文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责任制》,明确规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厂长(经理)是一厂之长,是企业法人代表,对企业负有全面责任,处于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

新一轮外资进入中国

随着宏观调控的松动,外资进入中国的热情又被点燃了。这一年,青岛的海信、四川的长虹和广东的康佳相继引进了松下的彩电生产线,到1985年前后,中国一共引进了105条日本的彩电生产线,日本企业成为第一批在中国赚到钱的跨国企业,而那些引进了生产线的中国企业也迅速地崛起。在一个消费日渐苏醒的国家,生产的能力和设备的先进性往往是最强大的竞争力。

在上海,第一家进入中国的跨国汽车公司结出了硕果,德国大众的桑塔纳汽车组装成功,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宣布奠基,德国总理科尔和中国总理李鹏都出席了盛大的奠基仪式。而在上一年,中国第一辆自己设计和生产的汽车品牌—“红旗牌”轿车悄悄停产了。一些新的合资公司也纷纷成立了。在北京,新创办的四通与日本三井株式会社达成协议,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这款被定名为“四通2400”的打字机在随后几年将风靡全国;在南京,南汽与意大利的依维柯签约,开始生产该品牌的汽车;在上海,邮电部门与阿尔卡特集团联合创办了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公司,这是中国第一个研制生产程控电话交换机的中外合资企业。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被分拆、苹果家用电脑、戴尔、思科

当年度世界最轰动的企业新闻,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被分拆。这家由电话发明人贝尔创立的公司曾经是“美国的象征”,它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企业。到1984年,公司雇员总数达到100万人,股东逾300万。长期的垄断经营,使这家伟大的公司变成泥足巨人。当时,日本生产的松下电话机售价仅20美元,而AT&T的电话机制造成本就要20美元,维修费用更高达60美元。从1月1日起,贝尔公司分布在全美各地的22家子公司被分拆重组为七家独立运营的公司。这是一项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它一举打破了美国电信业的长期垄断。

与AT&T被分拆几乎同等重大的事件是,这一年的1月24日,苹果电脑公司发布了麦金托什家用电脑,这一天后来被《时代周刊》杂志评价为个人电脑大众化普及的第一日。在此前的1976年,苹果就推出了首台个人电脑,而IBM公司并未给予重视,觉得那不过是电脑业余爱好者的玩意儿。但在1981年夏天IBM突然以IBM PC重拳出击,并以其备受企业信赖的品牌推动PC市场迅速成长。而此刻,苹果推出充满个性的麦金托什电脑,宽真正激活了全球的家庭电脑市场。

在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19岁的一年级医学系学生戴尔看到了苹果公司乔布斯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电脑广告,这直接刺激了他的创业欲望,在过去的一年多里,他常常逃课,躲在寝室里痴迷地组装电脑。乔布斯的广告让他确信,电脑这一工具将极大地改变人们工作的方式。他决定马上开办自己的戴尔电脑公司。这位天才的商人将用一个简单的问题来开展事业,那就是“如何改进购买电脑的过程?”他的答案是:把电脑直接销售到使用者手上,去除零售商的利润抽取环节,把这些省下来的钱返还给消费者。

受到感召的还有旧金山一对名叫桑迪和伦纳德的夫妻,他们用五美元注册了思科系统公司,他们正在研究一种叫路由器的新产品。这个白色的小盒子可以让多台电脑互相通讯和共享信息,正是这个革命性的产品让日后的互联网浪潮成为可能。戴尔和思科的出现,基本上代表了日后新技术公司的两种成长路径:独一无二的商业渠道模式,或高度垄断的核心技术优势。

第一次下海潮

新中国成立后共有三次下海经商浪潮,这是第一次,其后两次发生在1987年和1993年。经过将近六年的酝酿和鼓动,“全民经商”热终于降临,当时在北方便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根据《中国青年报》做的一份调查,当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序前三名依次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而最后的三个选项分别是科学家、医生、教师。“修大脑的不如剃头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业蛋的”,是当时社会的流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