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86 一无所有的力量(1)  

 

河南刘庄史来贺及乡镇企业的崛起

1986年前后,乡镇企业的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两年前的3月2日,国务院正式发出通知,将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据有关资料显示,当年中国的乡镇企业实际已发展到165万家,拥有劳动力3848万人,而到两年后的1986年底,乡镇企业的总数已经发展到1515万家,劳动力近8000万,向国家缴纳税金170亿元,“五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悄然出现。

这一年的《人民日报》在3月和4月连续刊登两篇长篇报道,《史来贺风赋》和《乡土奇葩》。史来贺是共产党一直倡导的那种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圣徒式的乡村干部。1985年,史来贺和村党支部其他成员经过反复考察,决定引进一项高科技生物工程,建设一座全国最大的生产肌苷的制药厂—华星药厂。1986年5月20日,刘庄人自己设计、安装的华星药厂正式投产。自此后,刘庄的经济迅速成长,很快成为“中原首富村”。2004年春天,史来贺在平静中去世。国内媒体的标准报道用词是“共产党员的楷模”。

刘庄和史来贺的存在,证明在中国的某些乡村,如果有一个无私而威权的领导者,他同时具备两种能力:其一是极其善于利用一些优势和概念,为自己营造一个宽松而受扶持的执政氛围;其二,他有相当的市场敏感性,往往就能办起一家乃至若干家非常赚钱的工厂。这位强人是以一种建立在人格魅力基础上的威权风格,在统治或者说管理着他的这个村庄。所有的村民在他的统治下,获得了生活上的根本改善(有意思的是,这些村庄在过去往往是一个非常贫困的讨饭村),而在人格上彻底地依附于这位强人。

这过去的30年中,这类著名的中国村庄有河南的刘庄和南街村,天津的大邱庄,江苏的华西村、浙江的横店。它们作为一种很独特的人文标本和社区企业形态,很多年来一直散发出一种神秘而难解的魅力。

“共同富裕的典型”—鲁冠球

鲁冠球是一个看上去跟史来贺很相似,但本质上却完全不同的农民企业家。早在几年前,善于经营的鲁冠球就是浙江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厂长,他很早就让自己的工厂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专心于汽车万向节的制造。《乡土奇葩》的发表,让他真正成为了一名全国性的新闻人物。在这篇报道中,鲁冠球被视为“共同富裕的典型”。记者除了对鲁冠球的经营能力大加褒扬之外,更津津乐道的是,鲁冠球是一个无私的共产党员,是共同富裕的带头人。

这篇报道所体现的想法,是当时政府和社会的一个主流思想。自1978年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把数以亿计的农民从耕田中解放了出来,剩余劳力的出路成为一个“危险的资源”。于是,如何让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成为一个十分迫切而现实的课题,在这个意义上,乡镇企业的意外兴起无疑让政府找到了最好的解决方案。鲁冠球被选为“共同富裕的典型”进行热烈的报道和称颂,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的。事实正是,在今后的很多年里,地方政府都坚定地持有这样的观点,而同时,几乎所有的乡镇企业经营者为了获得政府的支持和资源,也全部信誓旦旦地承诺他们将承担起这些职责和功能,因而,地方政府把大量的资源都低成本甚至无偿地输送给了那些乡镇企业。

温州模式

86年2月,中国最知名的社会学家、76岁的费孝通悄悄来到了偏远的温州。他对温州感兴趣,是因为看到了一篇报道。在上一年的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的头版发表了题为《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渐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附发的评论首次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温州模式”。也是从此开始,集体经济的苏南模式与私人经济的温州模式,成为中国民营公司的两大成长模型。一直对家乡—苏南农村颇为熟悉的费孝通对传说中的“温州模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费孝通撰写的长篇调研报告《温州行》在10月份的《望》杂志刊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位老人后来又三赴温州,每次都写下长文。《人民日报》记者孟晓云也在这时到达温州,她写了新闻报道《市场篇》。在新闻的一开篇,她就用了一个颇有寓意的场景:“傍晚,过了6点,国营商店关了门,个体户便活跃起来。”费孝通走马温州,他当时的政治身份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自然被当地的干部们簇拥而行,看到的均为蓬勃的表层现象。其实,就在他行走温州的同时,一个名为“抬会”的地下金融游戏正狂热地在这片被金钱激活的土地上演出着。

“抬会“是浙江南部对民间融资活动的一种称呼。80年代初期,温州民间企业已经十分发达,对金融的需求迫在眉睫。1984年9月,在一家国营医院当收发室工人的方培林在苍南钱库镇办起了新中国的第一家私人银行—”方兴钱庄“。钱庄是在9月29日开张的,方培林在门上贴出一张比银行更为优惠也更为灵活的存贷表:长期存款月息1.2%,三个月以上结算;临时存款月息1%,随时存取;贷出款项月息1.2%,视情况而定。他的钱庄开到第二天,当地的农业银行就上门查封,方培林只好把招牌摘下来,日后他自嘲地说:”新中国的第一家私营钱庄其实只见过一天的阳光。”

钱庄被查封,从此,温州的民间金融只好被迫转入地下。根据当时的金融政策,国内银行均不得对私人企业发放任何性质的贷款,私人业主无法从合法的渠道获得资金支持,又不可开办民间钱庄,资金短缺成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难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方培林的钱庄业务其实一直没有停止过,它得到当地镇政府的默许,可以从本地区内大胆地从事金融服务,而在另一方面,却始终得不到上级银行的认可,在法律上处于非法状态。跟方培林的钱庄相似,一种被称为“抬会”或“排会”的信贷交易活动便悄悄地在温州各乡村开展了起来。它最初出现在几个人之间,每人都出一笔钱,形成一个互助性的“会”,用钱的人付给其他人高于银行的利息。当时,几乎所有的业主都从“抬会”中借贷或出贷过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