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87 企业家年代(3)

 

外资进入中国的酸甜苦辣(下)

联合利华和雀巢在这一年相继来到中国,前者选择了上海,后者则令人困惑地在黑龙江的偏远小城双城开出了工厂。当时的双城没有一条像样的路,电话是手摇机,与外界通话很困难,在银行开个账户需要等三个星期。雀巢从欧洲派来一支专家队伍,建立起一套鼓励奶农积极性的牛奶采集网络和收购制度,而且还向当地农户教授照顾奶牛的技术和采奶技术,它看上去是一个有耐心的公司。中国液体奶的市场要到15年后才进入成熟期,而那时,率先获得成功的是内蒙古的两家中国公司,伊利和蒙牛。

跟达能和雀巢相比,也是这一年到来的摩托罗拉似乎要务实一点。摩托罗拉是全球无线电通讯的龙头企业,它能够拿到中国来生产和销售的产品很多,但是它却选中了不起眼的寻呼机。无线电寻呼机又叫作BP机,它专门用来接收由无线电寻呼系统发来的信息。上海在1983年开通了第一个模拟寻呼系统,几年后,用寻呼机来充当联络通讯工具,成为中国青年和商人最时髦的装备。摩托罗拉开在天津的第一个工厂就以寻呼机为主业,由此切入,它很快成为在中国市场上第一批赚钱,也是品牌知名度最高的跨国公司。寻呼机行业要到1996年才被日渐普及的手机淘汰,而到那时,摩托罗拉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无线通讯产品制造商之一。

11月12日,肯德基在中国的第一家餐厅在北京前门繁华地带正式开业。它任命了一个在中国出生,在美国求学,又在肯德基工作多年的职员出任中国公司总经理,从一开始就实施了全面融入中国饮食文化的聪明策略。它进入的时间比另一家美国快餐业巨头麦当劳早三年。而这三年的先入优势,麦当劳后来花了近20年也没有追上。

企业家精神

1987年,德鲁克出版了他著名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在这本划时代的著作中,他第一次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视为企业成长的基因,并系统性地阐述了如何将创新导入企业经营运作的可行性方案。同时,德鲁克极具远见地指出,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企业家经济”的时代。他充满激情地写道:企业和企业家正成为美国经济成长的动力之源,“企业家经济”的出现,是美国经济和社会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富希望的事情,在不远的未来,日本、欧洲,包括所有正在进行经济革新的现代国家都将无一例外地随踪而至。

在中国,1987年第一次出现了“企业家”这个名词,之前,他们都被称为厂长或经理。在年初,美国《幸福》杂志评选全球50位最引人注目的企业家,中信公司的荣毅仁榜上有名,跟他并列的有日本住友银行的小松康、美国通用电气的韦尔奇和韩国大宇汽车的金宇中等,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公司经营者首次进入国际性的企业家排行榜。杂志甚至还评论说,“70岁的荣毅仁是复活的资本家,他正领导着邓小平制定的海外投资工作。”

4月,国家科委主任、国务委员宋健在四川考察时专程去了新津刘家四兄弟的鹌鹑场,他们那时候已经声名远播,所生产的鹌鹑松花蛋销路颇好。宋健去的时候,四兄弟筹资20万元刚刚创办了“希望”科技研究所。就在8月份的那次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工作会议上,国家经委宣布将评选首届“中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方式是由各地政府推荐,在下一年初正式宣布。在这一年的企业故事中,我们日渐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商业气质,无论是失败的马胜利还是与可口可乐正面交锋的李经纬,亦或与IBM分手的柳传志等,他们开始真正地运用商业的手段和规律来经营一家企业。

《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在历经了几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经济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10月,《人民日报》的三位青年记者祝华新、曹焕荣和罗荣兴发表了长篇政治观察文章《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这是中国记者第一次站在全球化的角度对中国的改革进行带有理性色彩的思考。

在140年前的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布了《共产党宣言》,在70年前的1917年,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引发了苏联革命,而在1987年,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戈尔巴乔夫正在苏联领导一场前途未卜的变革,他在这一年发表了《改革与新思维》,这本书在第一时间被翻译引进到了中国,他警告说,“拖延改革就会在最近时期造成国内局势的加剧,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局势包藏着发生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威胁。”也是在这一年,美国耶稣大学教授肯尼迪出版了《大国的兴衰》,他在对过去500年的大国兴衰史进行考察后预言,“大国兴衰的进程仍未停止,各大国力量增长和技术进程的速度各有不同,这将使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

正是在这种充满着动荡、求变的氛围中,中国的观察家显得非常的焦急,在《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一文中,三位青年记者急切地呼喊,“中华睡醒的巨龙该惊起了”,“加快改革,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们同时观察到,中国社会正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轨,人均GDP进入到400-1000美元的区间,而这正是一个社会不稳定期。在这期间,民众的改革期望上升,消费欲望膨胀,而社会体制则相对落后,国家的宏观治理能力跟不上迅速衍变的产业形势。

当时的现状确实正是,全民性的心态失衡已经暴露无遗。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普通不满,每个人都在打听赚钱的门道和机会,在沿海一带,搞“第二职业”成为一个新的时尚。据当地的一份调查称,国家职工从事“炒更”的已达27%。新加坡《联合早报》在中国进行调查后说:“眼下在中国受益的有两种人,勤奋聪明善于钻营的人,和依法枉法的奸诈小人。”抱怨和牢骚到处都是,一些顺口溜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主要的情绪是对那些靠流通率先富裕起来的人们的不屑和不满,如“手术刀不如剃头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等。

《人民日报》的三位记者提醒说,“改革是一项特别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可能在事先设计得天衣无缝的情况下进行,改革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摩擦和碰撞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声音在当时听来非常的刺耳,绝大多数的人们仍然沉浸在对改革的膜拜中,他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场经济变革对中国社会可能造成的制度冲击、观念颠覆和阶层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