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88 资本的苏醒(1)

 

产权意识的苏醒

这一年,北京市的第一批私营企业已经开始注册,不过,政府选择了东城区作为试点。第一批八家私营企业从全市12万个个体户中挑选出来。其中,王文京创办的用友软件公司登记成了私营企业。2001年,已经是国内最大财务软件企业的用友被核准上市,因间接持有总股本55.2%,王文京名下的资产一度高达50亿元。他没有像很多同一代的企业家那样受到产权归属的困扰,其原因便在于当年的那次企业登记,他去领了一本“身份低贱”的私营企业执照。

1988年可以被看成是这样的一个年份:在此之前,中国民间公司的出现和发展是无意识的,它们更多的是为了让自己免于饥饿,而在此之后,对资产的追求成为了新的主题。那些先觉者开始把目光放得更远,他们思考企业的归属与命运。日后的事实将证明,这些先觉者最终因为超前的远见得到了回报,而那些回避或没有思及这一问题的创业业们将付出惨重的代价。产权意识的苏醒,意味着从计划体制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中国企业家开始了资本人格上的独立。

如果说,王文京的资本意识的觉醒是天生的话,那么,另外一些已经走在创业路上的企业家们则开始认识到产权的重要性。对他们而言,一切都不可能重头再起,但他们开始考虑采取一些隐晦或曲折的方式,为日后的产权清晰留下腾挪的空间。他们可能是那个年代最天才的企业家,当然,这是一个很冒险的行动。柳传志决定去香港办一家贸易公司。他选中替代IBM微机的SAT微机便是由一家香港电脑公司生产的,新创办的香港联想公司将代理北京联想的所有进口业务,在某种意义上,它既是一个代理中间商,又是一个重要的利益变压器。柳传志选中了两家合作者,一家是中国技术转让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是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另一家就是吕谭平的香港导远公司。

根据协定,北京联想、中技转和导远各出资30万元港币,均分股份,总经理由吕谭平出任,公司所需的流动资金由中技转解决。一年后,香港联想代理的微机营业额达到2亿元,利润将近2000万元,投资者的当年回报率超过20倍。1993年,柳谷书退休离任,中技转公司随即退出香港联想,香港联想宣布增资扩股,大股东之一的吕谭平宣称自己没有钱,于是,柳传志又借552.58万美元给他,使其股权从33.3%增加到43.3%。1995年,柳传志与倪光南关系极端恶化,吕谭平便成为其中最具争议性的一个因素。1996年,柳传志将吕从香港联想劝退,后者以当时市值将所有股份兑换成现金,因而专为第一个因联想而成为亿万富翁的自然人。

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任何经营者都会不由自主地考虑自己与企业的关系。1988年的柳传志显然已经开始直面这个问题。联想是中科院计算所的全资国有企业,柳传志尚没有变动资本性质的胆量和方式,不过在新办公司的时候,他想到了引进私人合资者的办法。在后来的十多年里,这一直是很多国有企业在悄悄尝试的办法:通过引进私人投资者的方式,组建一个产权清晰的子公司,以此形成一个新的资本操作平台,来推动乃至完成母公司的资本改造。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公开的或灰色的资本组合都可能出现,而吕谭平式人物便成了这个游戏中非常微妙而关键的自然人。

另一个资本觉醒者,我们将说到鲁冠球。这时候的鲁冠球非昔日可比,他已是一个闻名全国的企业家。1985年,美国的《商业周刊》就以《中国新时代的英雄》为题报道了鲁冠球和他的万向节厂。1986年的那篇《乡土奇葩》更是让他成为中国乡镇企业的一个榜样人物。在这一年由当时发行量高达600万册的《半月谈》评选出来的“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中,他高票当选。1987年,他当选中共十三大代表,在会议期间,作为唯一的企业界代表出席中外记者招待会,接受采访。

这一年,鲁冠球开始琢磨自己、政府与工厂的关系。在这年10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上,鲁冠球发言:“承包应该是全权承包,应该将自主权充分地交给企业,如果没有人事权、投资权,企业就无法到市场上去竞争,无法打入国际市场。”鲁冠球已经看到了承包制的局限性,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职工及经营者对资产的终极要求。他所经营的万向节厂在资产关系上属于他所在的宁围乡政府,尽管他以强势的作风拥有绝对的领导权,但是,谁也不能保证在某一天,乡政府以一纸公文就让他卷铺盖走人。于是,从“企业利益共同体”这个概念出发,鲁冠球进而提出了“花钱买不管”。他将万向节厂的净资产评估为1500万元,然后与镇政府谈判,提出将其中的750万元归乡政府,其余归“厂集体”所有,乡政府的利益以基数定额、逐年递增的上缴利润来体现。通过这次产权界定,鲁冠球获得了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

“承包制”的是是非非

在1988年前后的中国企业界,王文京、柳传志和鲁冠球只是极少数的资本先觉者,绝大多数的厂长经理们仍然在承包制的大圈圈里绕来绕去。在上一年初,国家经委与北京、天津的16位国营企业厂长搞过一个“直接对话”。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在对话中明确指出,厂长们要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上下功夫,但不要在改变所有制上做文章。具体来说,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大中型国营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但不能损伤国家利益,小型国营企业可以试行租赁、承包经营试点,但这一部分企业必须是微利的、亏损的和濒临破产的,一定要有所控制。袁的讲话代表了当时决策层的主流思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推行两权分离的承包责任制一直是企业改革的主题。

4月2日,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揭晓,20位企业家荣获由国家经委授予的这个荣誉称号,他们清一色是当时各省因为承包制而出名的厂长经理。4月21日,在中共中央的议事中心—北京中南海的怀仁堂,举行了对这些企业家的颁奖仪式,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一起兴致勃勃地参加。仪式上,中央主要领导人问身边的马胜利,“马承包,你包了多少?”答:“36个。”问:“包字是不是那么灵?”答:“包和不包大不一样,包了就是有效果。”问:“你不是还有36计吗?”笑答:“是”。中央领导最后诙谐地连声说:“包为上策!”

就在中央领导连声说“包为上策”的时候,他不知道眼前的马胜利其实是在强颜欢笑。一个月后,从浙江就传出马胜利承包浦江造纸厂“失利”的新闻,承包百家造纸厂的计划很快便陷入了泥潭。承包制使得经营者以盲目地、极限地扩大生产为己任,那两年出现大量产品积压和通货膨胀现象,与此颇有关系。其次,是经营者与工人出现紧张关系,承制制造成一大批厂长一夜致富,而普通工人从中获得的利益却很少,他们更多地被要求“奉献”和加班加点。最后,承包制无法解决经营者与政府的矛盾关系,作为企业的主管和产权所有者,政府对之的直接指挥仍然非常严重,经营者的权利随时可能被轻易地剥夺。在1988年,承包制的问题并未普遍地爆发出来,不过在一些先发的地区,如华东和华南地区,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到年底,第一个著名的牺牲者终于在广东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