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88 资本的苏醒(2)

 

承包制的第一个牺牲者—广州万宝邓绍深

这个牺牲者名叫邓绍深。1983年,邓承包广州市二轻机修厂,当时那是一个只有100人的亏损小厂,他从日本松下引进了国内第一条冰箱生产线,开始生产万宝牌冰箱。由于起步最早,邓绍深的工厂迅速崛起,万宝冰箱一度达到全国冰箱40%的市场占有率,成为全国最大的家电制造企业。到1988年,万宝冰箱产能规模超过100万台,而此时,张瑞敏的青岛海尔才达到20万台的规模。

万宝在产权上属于广州市二轻系统,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参照行政体系的级别序列中,邓绍深是一个小小的“副处级干部”。在快速成长后,邓绍深希望在资本上对企业进行改造。于是,在他的四处奔波下,1988年初,国家体改委将之列为全国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四大试点集团之一,中央有关部门开始直接参与万宝的发展战略与产权改革事宜。矛盾就在这种变革中悄然萌芽。在万宝冰箱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广州市二轻系统先就把一大堆“烂苹果”一股脑儿地往邓绍深身上推。万宝组建集团,先后吃下24家亏损的中小工厂。与此同时,企业内部的争斗日渐激烈,上级指派下来的党委书记与邓绍深不和,两人对企业的发展战略各持己见,前者无条件听令主管部门的指挥,而邓则有自己的一盘棋。

从表面上看,万宝的悲剧是因为产销失衡而造成的。从6月开始,全国通货膨胀加速,广东跟国内所有地方一样出现抢购潮,在万宝厂门口等冰箱的车队从生产车间一直排到了厂门外很远的马路上。上级部门找到邓绍深,命令他尽快拿出三万台冰箱投放广州市场,以平抑日日见涨的家电物价。邓绍深一方面下令车间三班轮产,日夜加班制造,同时又从其他地方紧急调拨冰箱,以解广州之急。没有料到,到1989年初,因为物价闯关失败,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家电商品顿时陷入滞销。邓绍深向上级紧急报告,称仓库已经爆棚,流动资金严重积压,万宝需要停产整顿,检修设备和消化库存。而上面则严斥他“影响领导决策”,要求万宝继续生产。就这样,数亿元资金积压,现金链迅速断裂。

当上面出发现情况有点不妙时,他们又认定这是邓绍深销售不力所造成的。在党委书记的决策下,企业改变原来的销售方式,由之前的销售公司统一经营,改为集团内部的冰箱制造厂“分级销售”,于是,销售体系和批零价格大乱。各地的经销商乘机大量吃货却不付款,万宝在短短时间内出现将近8亿元的呆坏账。1989年秋天,心灰意冷的邓绍深不辞而别,远赴加拿大闭门不出。就这样,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第一个家电巨子—万宝电器一蹶不振。

万宝的陨落,看上去是经营不善所致,而其内在的矛盾纠葛无一不与体制有关。承包制所能激发的创造力在企业崛起之后就迅速地消退了,当邓绍深想在产权清晰化的道路上继续有所动作的时候,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冒险的方式—跳过现有的产权所有人,以改革试点为名,谋求更高行政部门的支持,他刚刚迈出第一步,就立即遭遇致命的狙击。邓绍深不辞而别,在当年被定性为“出逃”。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位声誉扫地的“出逃贪污犯”在五年后,又堂而皇之地回到了国内,他改名为邓米高,在广东一带再次创业。他先是在从化开办一家空调厂,三年后,因一笔3000万元的贷款被骗,邓米高倾家荡产。而后,已经年届60岁的他受聘到惠州的乐华空调公司出任总经理,又因与董事会“磨合不了”,再转到威力电器公司,负责空调项目的产销。

幸运的王石

在当时的南方,跟身败名裂、倒霉透顶的邓韶深相比,深圳的王石要幸运得多。王石的万科在1984年组建后,就与它的母公司—深圳特区发展总公司摩擦不断。在1985年,母公司想要从万科账上调走800万美元,王石抵死不从,自此在万科的控制权上,双方就一直明争暗斗。1986年前后,深圳政府要在国营公司系统推行股份制试点,当时国营企业的日子还比较好过,很多人认为搞股份制设置董事会,又增加一个婆婆,所以没有企业响应。只有王石自告奋勇,他意识到,“万科正处在十字路口,股份制改造是一个让万科能独立自主经营的机会”。而深特发对此断然拒绝。

角力从此开始,王石通过朋友介绍,结识了深圳政府领导的秘书们,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不定期约见王石。到1988年,万科的股份制试点被提到议事日程上,当深特发得悉市政府准备下文同意万科股改方案时,派了一个请愿小组到市府办公厅,强烈要求撤回股改文件,理由是“政府越权干涉企业内部的正常管理”。办公厅只好暂停同意万科股改文件。倔强的王石只好铤而走险,直接向李灏告状。在李灏的暗中支持下,万科的股改方案在被搁置一个月后终获通过。12月,万科发行股票2800万股,每股一元,当时万科的净资产仅为1324万元。一年多后深圳股市开张,万科以0002号正式上市。

王石与深特发的抗争还将继续12年,一直到2000年8月10日,在王石的妙手运作下,深特发同意将所持万科股份转让给中国华润总公司,这场“母子斗”才算告一段落。

新中国第一股之争

从1984年起,到1988年前后,全国各地像万科这样发行股票和债券的企业并不在少数,《经济参考报》的报道称“全国已经有6000家企业实行了股份制”,它们的初衷与日后的资本市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是为了解决企业资金短缺的难题。

关于哪只股票是“新中国第一股”,一直存在争议,其中参与竞争的有:1980年12月成都工业展销信托公司发行的股票;1983年深圳宝安联合投资公司发行的股金证;1984年9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定期三年股票;1984年11月,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发行的股票。因为邓小平将一张飞乐股票赠送给了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范尔森,所以,它的认可度最高。飞乐股票实行的是“保本保息,自愿认购,自由退股”的原则,股票分为集体股和个人股,股息率分别相当于企业一年定期存款和一年期储蓄存款的利率,与真正意义上的股票还有一定的差距。

在普通的市民中,股票、债券也完全是新玩意儿,敢于下水一试的人没有几个。1986年,上海工商银行开设了全国第一个股票柜台,当日卖出延中和飞乐股票1700股,后来每天交易维持在30股左右,近乎于“死市”;1988年,深发展和万科先后在深圳上市交易,也是日日无人问津,像两条懒洋洋的热带鱼。美国《旧金山观察家》记者说,“吹嘘的很厉害的上海股票市场实际上是一个不确切的错误名词,大约有140家本地企业已发行了股票,然而只有两家企业被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市出售。”很显然,如果没有一个规范化的资本市场,那些发行了股票和债券的企业无非是向一群陌生人借到了一笔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