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88 资本的苏醒(3)

 

筹建中国股票交易所

1988年8月,36岁的华尔街马基罗斯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高西庆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员王波明相约从纽约回到北京。他们回国的目标是:筹建中国的股票交易所。他们很快在国内找到了同道。在那个夏天,这群30多岁、精力旺盛的青年人常常聚在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女处长李青原的家里热烈地讨论。李家院子里有一棵柿子树,大家常常在树下争吵建立证券交易所的细节。高西庆开玩笑说,以后交易所起来了,这棵树就和美国那棵树一样有名了。美国的那棵树在曼哈顿,1792年,纽约24个股票经纪人聚在一棵梧桐树下决定成立一个新股票市场,至今纽交所楼前还立着一块铜牌:“这个买卖证券的中心市场,1792年为每日聚集在附近一棵梧桐树下的商人所建。”

高西庆们写出了一份《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这是第一份系统阐述中国股票市场的建设性文本。11月9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一起在中南海听取了这群青年人的汇报。在这次汇报会上,中央领导首先关心的还不是如何建资本市场,而是该不该建。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吕东提出的问题便是:“公有制为基础的企业与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股票上市有何区别?”另一些领导则关心,“公有制企业上市后,它的所有制性质会不会改变?”在当时,“姓‘资’还是姓‘社’”是所有经济改革要回答的第一个是非题。为了“绕开”这个问题,高西庆们提出一个“集体股份制”的新名词。

这次汇报会,是中国筹建证券交易所的第一次正式会议,期间中央决策层与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搞证券交易所,“一是条件不成熟,二是非搞不可”。

上海组建了股份制证券公司

就在北京的高西庆和王波明为资本市场的筹建忙得不可开交的同时,在上海,另外一些人则已经干了起来。年中,上海先后组建了三家证券公司,分别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申银、交通银行的海通和股份制的万国。前两者受体制内管束较多,而股份制的万国则天然地显出它的优势,其总经理名叫管金生,他后来有“证券教父”的名号。管金生1983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获商业管理和法学两个硕士学位,毕业回国后,在很长时间里他无所事事,被派到上海党校的一个“振兴上海研究班”里去“深造”。等到万国证券创办之际,41岁的管金生总算被挖掘了出来,出任这家拥有3500万元股本金的证券公司总经理。

万国创办,管金生第一眼瞄上的是国库券。中国从1981年开始发行国债,按国际惯例称为国库券,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由于缺乏流通性,所以很不受欢迎,国务院为此专门组建了国库券推销委员会。即便这样,推销国库券还是每年的头痛事—对那时的基层官员来说,天下有两大“难事”,一是搞计划生育,二是推销国库券。不少地方政府以党性为号召,要求所有党员和公务员必须购买,有的政府和企业索性在工资中强行摊派发放。到后来,很自然地出现了国库券地下交易,一些人以五折六折的低价收购国库券,还有的企业用国库券变相降价,来推销积压产品。由于各地的收购价格不同,便形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黑市”。1988年3月,财政部被迫做出《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允许国库券上市流通交易。

管金生是第一个从国库券流通中嗅出商机的机构券商。当时银行并无联网,所以各地的国库券价格相差很大,万国只有十多个人,管金生率众倾巢而出,跑遍了全国250个大中小城市和偏远乡村,到处收购国库券。到1989年,万国的营业额做到了三亿元,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证券公司,其中绝大部分的业务来自国库券的倒卖套利。如果说,双硕士出身的管金生是一个商业高手的话,那么,上海城里一个姓杨的仓库管理员则算得上是“天才”了。

1988年4月,上海铁合金厂的仓库管理员杨怀定辞职了。杨怀定订了26份报纸,他在报纸上看到,从4月开始,中央相继开放了七个城市的国库券转让业务,他的眼皮狠狠地跳了一下。杨怀定第二天就凑了10万元直奔安徽合肥。他的算盘是,当时各地的国库券价格都不同,只要有价差就能赚到钱。果然,他在合肥银行的门口吃进10万元国库券,然后倒给上海的银行,前后三天获利2000元。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杨怀定日夜兼程,把上海之外的其他六个开放城市跑了一个遍,当时上海银行国库券日成交额约70万元,他一个人就占去七分之一。就这样,一条匆匆出台的中央政策成全了一个仓库管理员的致富梦。杨怀定是中国第一个靠资本市场发财的普通人,他后来以“杨百万”闻名早年的中国股市。

“物价闯关”和“抢购风”

当人们回忆起1988年的时候,会更多地谈论当年惊骇一时的“物价闯关”和席卷全国的“抢购风”。1988年的宏观经济再趋紧绷,三年多的高速成长让中国列车再次驶入经济周期的敏感地带。随着轻工产业的发展加快,企业数目剧增,物资供应的紧张更趋激烈,而推行了四年的物价双轨制在此时终于释放出它所有的负面效应。

早在上一年的4月,国务院系统各部委组成了一个生产资料价格监督检查组,分为28个小组到各地实地调研,在9月份向国务院的报告中,它论定“生产资料乱涨价乱收费相当严重,部分地方和领域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其后一段时间,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是仍然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国营机构投身到物资的倒卖中,人们利用手中或大或小的权力,从双轨制中牟取利益。《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了一个很夸张的案例,在南京,1000吨钢材原地不动被炒卖了129次,价格上涨近三倍,参与这一事件的有江苏、广东、安徽和湖北的83个部门,主要当事者是拥有专营权的南京物资交易中心等物资流通部门。

这一年的头五个月,北京新增公司700家,上海猛增3000家,由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开办的各类公司达2万家,其中很多是专门从事物资倒卖的“皮包公司”。民间开始流传民谚:“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在这一年,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访问中国,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在会谈中,一向坚持自由市场的他极力主张中央政府应该放开价格管制。当时中央的一些高层领导显然也意识到,当前物价的不正常波动是计划体制和价格双轨制造成的,要摆脱体制怪兽的缠绕,就要用非常手段,让物价迅速地进入到市场调节的轨道之中。价格大师弗里德曼的建议给了中央领导层理论上的依据。于是,中央决定放开管制,取消物价双轨制,进行“物价闯关”。

闯关行动是3月份从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开始的,当月,上海调整280个种类商品的零售价,这些商品大都属于小商品或日常生活必需品,涨价幅度在20-30%之间。4月,国务院推出主要副食品零售价格变动给职工适当补贴的方案。这一调价政策的出台,迅速波及全国。从5月开始,全国中心城市的猪肉和其他肉食价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涨,其他小商品迅速跟进。“物价闯关”很快就呈现全面失控的可怕趋势,各地物价如脱缰的野马,撒蹄乱窜。当时,全国居民的存款为3000亿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由于公众的看涨恐慌心理,却造成全国性的抢购风。

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不同寻常的是,民众的抢购已经与实际的供求脱节,以电扇为例,从两年前开始,国内产销就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电扇积压严重,但是在抢购风中,国内仓库里的所有电扇均被一抢而空。物价上涨让全国各个阶层的人都大呼“吃不消”。抢购风诱发通货膨胀的同时,还造成了生产物资的空前紧张。5月份,上海市所有电厂存煤不足两天,数十万家企业奄奄一息。8月28日,上海抢购狂潮进入最高潮,市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实行凭票供应食盐和火柴,铝锅只能以旧换新或凭结婚证和户口证申请购买。

国家物价局的《中国物价年鉴》记载,“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的一年。在国家计算零售物价指数的383种商品中,动价面达95%以上,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5%,这个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续三年物价累计上涨23.7%的基础之上。”“物价闯关”被认为是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它在10月份就宣告失利,中央开始调整政策,再次提出“宏观调控,治理整顿”的方针。在通货膨胀中利益受到损害的民众对“价格双轨制”下大发横财的“官倒”更为痛恨,并由此产生了“改革造成社会不公”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