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89 “倒春寒”(1)

 

1989年的全球局势

在政治上,这是一个动荡变幻的年份。横亘在东西方世界的铁幕正在倒塌中,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发动的改革冲击了计划体制的理念,瓦文萨的团结工会在波兰如火如荼。日裔美国教授福山在这年夏季的第十六期《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构成了“历史的终结”。这一观点很快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全球各国的思想家们对这个时代的整体思考。

在经济上,日本的经济扩张走到了巅峰时刻。9月10日,一项令人震惊的消息在纽约和东京同时宣布,日本索尼公司以34亿美元收购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10月30日,又一个新闻轰动全球,日本三菱房地产公司以8.46亿美元收购美国洛克菲勒公司51%的股份,其中,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心,一向被视为“美国的象征”的洛克菲勒广场归属三菱旗下,此外,还有五家日本房地产公司以三亿美元买下了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的四幢综合大楼。几乎在就在同时,日本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合著出版了轰动一时的政论书籍《日本可以说不》,全书洋溢着不可一世的信心。日本经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复兴,在过去的18年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450%,民族自信心更是空前膨胀。

严峻的形势导致对改革政策的质疑

从元旦开始,全国上下就弥漫着阴郁的紧张空气。1月1日,《人民日报》在《元旦献词》里非同寻常地写道:“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尽管中央政府开始采取强硬的宏观紧缩政策,过热的经济开始降温,然而因通货膨胀和闯关失利而造成的社会心态失衡并没有很快地消退。

2月,刚刚过了春节,百万民工“进城潮”就弄得各地政府手忙脚乱。从上年底开始的治理整顿,迫使很多建设项目下马,约有500万农民建筑工返乡,而此时在乡村,整顿也使得大量乡镇企业倒闭萧条,民工们只好再次涌回城市里找工作。春节后,从河南、四川、湖北等人口大省出发的数百万民工就把全国的铁路、车站挤得客流爆满,各大中城市的就业和治安面临巨大压力。3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格控制民工盲目进城”。在整个年度里,经济发展的速度降到了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尤其是刚刚萌芽不久的私营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经济局势的动荡,加上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政局持续“恶化”,使意识形态的争论变得非常敏感,一些人士担心私营企业的膨胀发展最终将造成社会主义中国的“变色”,那些针对改革政策的质疑从四面八方射来。《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在《交锋》一书从记录说,“那些密集的连珠炮似的批评文章满天飞。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十分罕见的现象。”便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自1981年以来规模和力度最大的、针对私营企业的整顿运动开始了。

对私营企业的大力整治

便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自1981年以来规模和力度最大的、针对私营企业的整顿运动开始了。整治首先是从对私营企业的偷漏税打击开始的。从8月开始,国家税务局下发《整顿城乡个体工商户税收秩序的通告》,提出“加强个体税收刻不容缓,个体工商税收要有突破性进展”,要求工商户在20天内自查并如实报告,各工商和税收部门则全面出击清查。一个全国性的打击偷漏税行动开始了。

整治的第二步,是开始清理整顿国营体系外的新兴企业。它们被认为是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造成通货膨胀、市场失控的罪魁祸首。新兴的家电业成为整治的重点,其中,增长最快的冰箱业则是重中之重。早在1985年,国家为了保护国营企业,便由国家计委、经委和轻工部联合签发“红头文件”,在国内20个省市选中了42个厂家作为“定点”冰箱生产企业。其选择的依据是“兼顾各条条块块间的平衡”,其中绝大多数当然是国营企业。在过去的三年多里,尽管各部门对非定点企业大加压制清理,按规定它们不得进口一台压缩机、得不到一吨钢材,但是,这些企业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也就是拜各路倒爷之赐—搞到了国产或进口的原材料。非定点的冰箱厂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是越建越多,其中最密集的地区是浙江省杭州市,居然有66家大大小小的冰箱工厂,其中一些非定点企业已经达到年产10万台的规模,比很多定点企业都要庞大而先进。

这种状况无疑让政府既尴尬又棘手,于是在各部门的协作配合下,更大力度的整顿开始了。其主要的手法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宣布它们为“劣质产品”,然后强行停产关厂;另一种是以违反中央文件为由,要求其停止生产,市政府甚至发文,严令各工商局在某月某日后,不得再给非定点的冰箱工厂发放执照。靠着这样的多管齐下,杭州的冰箱工厂一下子锐减了44家,但还是有20多家顽强地活了下来。而到年底,又有将近十家工厂被勒令关门大吉。在严厉的税收和行业整顿之外,另一个措施就是对流通环节开始清理。当时,全国已经出现了数千个专业市场,它们成为城乡消费品的集散地,也成为乡镇企业倾销和采购的枢纽,于是对之的整顿便成“蛇打三寸”之举。这种对专业市场的整治在后来的一年多里持续进行。

9月25日,“傻子”年广久终没能逃脱第二次牢狱之灾,这个大字不识、账本都看不明白的文盲,因贪污、挪用公款罪被捕入狱,“傻子瓜子”公司关门歇业。他的案子拖了两年,最终认定他虽然账目不清,却并不构成贪污和挪用,不过,法院最终还是以流氓罪判处他有期徒刑两年。有意思的是,到了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的一次谈话中,突然又说起了这个“傻子”,一个多月后,年广久就被无罪释放回家。这一年,中国的企业改革陷入了“倒春寒“。

来自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使很多私营老板产生极大的恐慌心,当时距离“文革“还不太远,人们仍然对十多年前的极左年代记忆深刻。10月16日的《经济日报》在头版头条承认,“近一段时期,一些地方的个体工商户申请停业或自行歇业,成了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