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89 “倒春寒”(2)

 

私营业主将工厂交给了“集体”

为了避免遭到更大的冲击,一些人主动地把工厂交给了“集体”。王廷江是山东临沂市沈泉庄的一个私人白瓷厂厂长,9月,他突然宣布把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家业—价值420万元的白瓷厂和180万元的资金无偿捐献给村集体,同时,他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在捐献财产的两个月后,他当上了村委会主任,接着又当选全国劳动模范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跟王廷江很相似的还有江苏宜兴一位27岁的电缆厂厂长蒋锡培,他也把自己投资180万元的工厂所有权送给了集体,由此获得了“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红帽子”。在这一年,把工厂捐掉的还有后来靠汽车出名的李书福,他当时在台州建了一家名叫“北极花”的冰箱厂,这当然是一个没有出生证的非定点厂,就在杭州对非定点冰箱厂一片喊打声中,他慌忙把工厂捐给当地乡政府,然后带上一笔钱去深圳一所大学读书去了。

王廷江后来的经历是:他无私捐产后,立即成为全国知名人物,他创办的企业也由此获得了当地政府更大力度的贷款和政策支持。到了1996年年底,沈泉庄的村办企业发展到20家,村民人均收入达到6000元,一跃成为沂蒙山区的首富村。2005年,王廷江领导的华盛江泉集团总资产将近70亿元,他拥有对这家企业的绝对调配权。王廷江的一些亲属们开始成为亿万富翁。蒋锡培在捐产后也同样当选为全国劳模和全国人大代表,他在2002年通过回购股权,又成为企业的资产所有者,据估算当时他的资产已超过10亿元。

王廷江与蒋锡培的经历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日后,那些在1989年“私产归公”的企业绝大多数又都通过各种形式回复到了原来的产权性质,而在当时这确乎是人们恐慌心理的某种体现。在民间经济最为发达的广东省,则出现了一次企业家外逃的小高潮,除了最知名的万宝邓韶深之外,还有深圳金海有机玻璃公司的胡春保、佛山中宝德有色金属公司的余振国等。根据新华社记者顾万明的报道,到1990年3月为止,广东全省共有222名厂长经理外逃,携款额为1.8亿元。

商业活动变成一局乱棋

宏观调控所造成的经济骤冷,对通货膨胀下的投资过热确是起到了遏制的效应,不过却也让所有的商业活动变成一局乱棋。首先,匆忙恢复计划性调控,造成商品从过热陡然变成滞销。以彩电为例,在1988年的抢购狂潮中,全国仓库里的彩电被一抢而空,国家某些部委大概认为这是一块“大肥肉”,从2月开始征收高额的特别消费税和国产化发展基金,4000元左右的18英寸彩电要交900元,同时,宣布实行彩电专营。上海市2000个销售点被砍到120个,广东省东莞县29个乡镇竟只有3处被允许卖彩电,仅六个月后,全国库存猛增到172万台。专营政策让刚刚蓬勃起步的彩电业受到致命一击,全国62家主要彩电企业的平均产销率不到70%,一些反应较慢的国营企业则被库存压得喘不过气来,从此江河日下。

更为严重的是,因为政策的紧缩变动,企业之间原本正常的货物和资金往来瞬间紊乱,资金的循环拖欠构成了一个无始无终的怪圈,于是一个新名词很快成为经济界的头号难题:“三角债”。从年初开始,来自各地的消息就很不妙。在民营企业发达的浙江省,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货款造成资金全面紧张,工厂没钱备料,商业无款进货,外贸收购压单,不少企业只好停工停产。在山东,全省三角债高达43亿元,由此带来的苦恼远远超过煤炭、电力紧张造成的困难,辽宁的三角债为45亿元,黑龙江和吉林为60亿元,江苏则更突破了100亿元。这其中,受到冲击最大的是那些原本就反应不太灵敏的国营大型企业。

9月,北京举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届易货贸易会”,做成8亿元的易货生意。《北京日报》用悲喜难测的语气评论说,“易货贸易虽然是比较原始的交换方式,但在当前资金普遍紧张的情况下,不失为一条灵活而有效的克服困难的途径。”跟北京的易货贸易会相比,一些受害颇深的地方政府则显得更加急迫和极端,浙江、黑龙江、河北等省份相继采取措施,设置过境检查,限制外地产品入境销售,改革后初步形成的全国大市场面临着再次被肢解的危险。

在这一年的火车、飞机上,到处可以见到形迹匆匆、愁眉苦脸的讨债人,厂长经理们的办公室也日夜被这群人包围,据说在很多地方,“讨债学习班”成为最受欢迎的课程。5月,国务院宣布,在人民银行的牵头下,各商业银行联合起来,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清理企业“三角债”。这项工作由于牵涉面广,关联复杂而推进非常艰难。“三角债”的解除要等到1993年经济再次复苏后才逐渐完成,在客观上,它是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和银行紧缩银根所造成的,而在深层次上,则直接映射出全社会信用体系的重大危机。从几年前的晋江假药案以来,受到商业利益的驱使,以及没有相应的法律及时予以约束,公众的价值判断开始发生紊乱,全社会的商业道德终于露出了塌陷的裂缝。

整顿“官倒”

1989年就是这样的一个年份。在之前的11年,人们开始从政治化的生活中逐渐脱离出来,转向经济建设。在这过程中,新旧体制的冲突非常严重,原有的国营企业日渐陷入困境,新的私人资本开始血腥的原始积累,绝大多数的人们还无法从心态上完全接受这种起落,于是,一种不平衡的全民心态在悄悄地积聚。正是在这样过程中,由于体制和政策上的设计,出现了一个官倒阶层,一群人利用自己的职权将体制内的资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体制外,它在一方面为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提供了一条灰色的通道,另一方面也因敛聚了大量的资产而被民众病诟痛恨。

从6月底开始,国家着手对一些风议较大的公司进行整顿,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开办的公司被要求清理整顿,共处理了17930个,占党政机关公司的90.5%。8月16日,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对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光大实业公司、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和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的处罚意见,认定它们存在违反行政法规的问题,共被处以罚款和补交税金5133万元,那些违规的行为都很有代表性,如炒卖美元、擅自进口汽车、倒卖煤炭钢材、漏缴税收、擅自提高信贷利率等。

1989年的中国是困难的,12年改革所积累出来的变革形象及成长锐气遭到了挫折。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进行制裁,大多数在中国的西方公司已经停止运行,只是静观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