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89 “倒春寒”(3) 

 

北京吉普合作失败

《洛杉矶时报》驻中国记者吉姆曼出版了一本名叫《北京吉普: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短暂而不幸的婚姻》的书,它被《财富》杂志列为年度推荐商业书籍。这是一个描写美国汽车公司AMC与北京汽车制造公司合作生产并销售吉普车的故事。吉姆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想要的是能使其成为世界强国的技术,而美国公司想要的是10亿中国消费者以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以便使他们能够在与日本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吉普项目是美国公司在中国合办制造业的第一次,而且是最大的一次。合资公司成立于1983年,根据协议美国汽车和北京汽车制造公司将在中国共同生产吉普车。双方从一开始都认为这是一个天作之合,然而到1989年前后,梦境与现实发生了冲突。吉姆在书中写道:“中国的确有10亿消费者,但很少有人消费得起这家美国公司制造的东西。而且,中国的劳动力也并没有像美国人期望的那么廉价而高效。此外,还有无法避免的文化冲突,美国人无法忍受中国人午饭后要午休的习惯,而中国人无法忍受美国式的诅咒。

1989年夏天以后,北京吉普的合作项目就渐渐变得黯淡起来,尽管美方投注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力量,中方也在财政支持上不遗余力,但是,企业效益却始终不理想。吉姆的书的最后无奈地说:所有的人都怀着梦想,然而这些梦想各不相同,北京吉普的这个例子就是很好的说明。

熊猫汽车投资案

在1989年的外商投资案中,最引人注目,也是最为蹊跷的是广东惠州的熊猫汽车投资案。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熊猫投资案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一个叫金昌源的美籍韩国商人,据称长期从事汽车零部件进出口贸易,1988年9月,他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登记了一家名叫“熊猫汽车公司”的企业,当月,他首次与惠州方面接触,宣称将在此地建造一个大型汽车工厂,规划用地81万平方公里,投资10亿美元,年产30万辆轿车,并且全部出口。当年12月,双方签订备忘录,1989年4月征地,熊猫公司在6月27日举行奠基典礼,熊猫公司董事长、美国二战名将麦克阿瑟的孙子亲临剪彩。

这个项目很像一块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它有很多值得回味的地方:公司名称既为“熊猫”,那当是专门为中国而办的公司,然而蹊跷的是,这家号称年产30万辆的汽车制造工厂居然没有专业国际汽车商的背景,它选择投资的惠州,也不是汽配行业的基地,没有汽车制造的产业基础。但是如果说它是一个骗局,却似乎又不及像,根据惠州政府对外的公告,熊猫公司的第一期投资2.5亿美元在奠基仪式前就已经到位,而且厂房也很快进入施工建设。为了证实项目的真实性,国务院和广东省派出了一个高级技术、法律专家小组,专程赴美对投资者的背景、资信、市场等进行调查,据称专家们参观了熊猫公司购买的冲压和发动机生产线等设备,还试坐了已经研制出来、据称市场零售价仅为6万元人民币的小排量微型轿车。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熊猫公司的资金实力雄厚,投资者有战略远见。他们瞩目于下一个世纪。”

号称10亿美元的熊猫汽车投资案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外来独资项目,它受到广泛的关注,并被寄予厚望。在其后的两年里,几乎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曾前去视察。对于投资地惠州来说,熊猫汽车的到来顿时让它成为一块投资和投机的热土,南方媒体喊出“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惠州”的口号,当地的土地价格在很短时间内暴涨,地产公司纷纷进入,最多时有1000多家,中心市区房价从每平方米200元被抄到了1.1万元。汽车工厂所在的淡水镇在三年里从2万人口急剧增至20万。1990年底,《南方日报》记者林钢前往采访,“地下管道和浇灌混凝土等基础工程已经完成,正在吊装钢梁钢柱,据介绍这是美国最新的钢结构厂房。听说明年要出车,可是现在我连一台设备也没有看见”。熊猫公司执行副总裁的回答是,“我对原设计不满,做了些修改,工期略有拖延。但是,明年6月底7月初,满足第一期装配所需的设备,一定可以安装完毕。8月份,第一辆车可以下线。”

然而事实却是,熊猫从奠基之后,就陷入一轮又一轮的谈判,外商改变了100%出口的承诺,转而要求30%内销中国市场—各种迹象表明,熊猫的投资人带有一种赌徒般的心态,他们希望以全部出口的名义进入中国,然后再谋求内销的可能性。由于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没有进入国家汽车主管部门的规划之内,而且还有很多人对项目的真实动机存在质疑,因此,能否内销以及内销比例成为了争吵的焦点所在。1991年,熊猫公司最后一次向北京申请,提出给“熊猫汽车”让出国内市场两年,而且两年中“产品主要在国内销售”,遭到中国政府委婉的拒绝。此后,项目陷入全面停滞。一直到2004年,人们去淡水镇,仍然能够看到一个硕大无比、占地16万平方米的银灰色城堡,这便是已经建造到一半的、号称亚洲最大的熊猫汽车组装车间。

并非全无亮点

举国萧条中,并非全无亮点。至少有一个细节就很值得一提,在当年度《财富》评选出的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中国银行成为第一个出现的中国公司。这意味着在全球的商业观察家眼中,中国企业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在当时国内,这条新闻几乎没有人关注到,直到1996年前后,“进入世界500强”才突然间成为中国公司的共同梦想。

在南方,尽管也受到宏观调控的影响,但是那些年轻的企业还在成长中,一群有野心的青年人正纷纷抛弃“体制盔甲”,义无反顾地南下创业。当年在华南工学院同窗共读的那三个大学生现在都已经崭露头角。毕业后就分配到惠州的李东生在今年终于当上了厂长,他主持的TCL电话机产销量已经雄居全国同行业的第一名,班长黄宏生几经创业,总算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一家遥控器厂,取名创维。很快,TCL和创维都转型到彩电制造业。另一个叫陈伟荣的同学,则在毕业后分配到了深圳的康佳电子公司,后又去日本留学了两年,回来后被任命为总经理助理,主管公司所有的彩电生产业务,两年后,他成为公司的领导者。日后,创维、康佳、TCL与四川长虹一起被并称为“中国彩电四强”。

在珠江三角洲一带,一些乡镇企业的装备和规模已经不稍让于国营工厂。《经济日报》记者在对广东珠江冰箱厂的访问记中惊讶地写道:“这家位于顺德容桂镇的乡镇企业拥有固定资产8000万元,进口设备占45%。该厂的原则是,谁的最好就买谁的,整条生产线长达六公里,全是由欧美、日本的最好设备配套组成的。”这家由潘宁创办的冰箱厂在这时已经名声远播,他跳过单门冰箱,直接制造双门直冷式冰箱,因而在国内大受欢迎,潘宁的“容声”冰箱成为珠三角最知名的家电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