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90 乍热骤冷(2)

 

股份合作制企业

与“红帽子企业”同时出现的另外一个企业事件,则是在浙南和珠三角地区开始流行一种全新的企业模式: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又是精于变通、擅长“绕着红灯走”的温州人发明出来的。据记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温州市城郊的瓯海登山鞋厂,它是1985年5月由26个农民集股7.2万元创办的,这些农民既是工厂的股东,又是员工,所以被称为“股份合作”,是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

到1988年,聪明的温州干部又找到了一种更有说服力的产权模式。这年8月,苍南县在一家名叫桥墩门啤酒厂的小企业搞试点,设计出“股份合作企业章程”,此章程的微妙之处在于,它规定“企业财产中有15%是企业全体劳动者集体所有的不可分割的公共积累资金”,“它的独立存在,是股份合作制企业区别于合伙私营企业和作为集体经济组成部分的重要标志之一”。正是有了一部分公共积累,股份合作制企业被理所当然地归入了集体经济的范畴。这一企业股权的设计举世皆无,可说是中国基层改革派面对所有制禁区的一次大胆创新。一家私营要“改造”成股份合作制企业也可谓非常之便捷:只要宣布本企业15%的资产为“全体劳动者的公共积累”即可。

温州的这种新型企业模式很受改革派理论人士的青睐,当私营企业备受一些思潮侵扰之际,股份合作制成了一个理想的过渡模式和“避风港”。1990年2月,农业部颁布《农民股份合作制企业暂定规定》,其蓝本便是桥墩门啤酒厂的那个章程。在农业部的主导下,沿海各地纷纷推广股份合作制,很多集体企业也乘机进行了产权改造。这种模式的尝试削减了一些人对私营企业的无休止的清算,也让企业部分地完成了资产所有权的清晰化。江浙及珠三角一带的很多私营公司,以股份合作制面面目发展了相当长的时间,在政策日渐宽松后,它们又以各种手段剪掉了那条仅仅在名义上存在的“15%”尾巴,恢复其本来的产权性质。

上海及深圳的资本市场试验

到下半年,所有关注中国经济的人都把目光对准了上海和深圳,在那两个城市,因为社会经济动荡而中断的资本市场试验,终于修成正果。在1988年底的中南海汇报会后,高西庆和王波明们就搞起了一次“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着手证券交易所的筹办事宜,但是,工作很快就被突如其来的动乱打断了。在将近大半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无所事事。不过,尽管实际工作被停滞了下来,然而在当时清醒而务实的高层人士中,对证券交易所的谋划一直没有停息过。1989年12月2日,上海市委康平路小礼堂开会筹划开发浦东,身兼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朱熔基明确要求加快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

上海对资本市场的热情有着特殊的情结。中国的第一张股权征便是于1859年在这里出现的,当时美国公司琼记洋行花10万银洋定造火箭号轮船,中国商人入股1万元。1877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共招商人入股37万两白银,是近代中国史的第一个股份制企业。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浦东开发政策的确立,让上海再度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龙头。

如果说,浦东开发是上海起飞的战略一翼,那么,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则无疑是另外一翼。早在3月,朱熔基出访美国、新加坡等国,在抵达最后一站香港时,他在记者招待会上不动声色地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6月,35岁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副处长尉文渊受命筹建证交所。尉文渊当时面临的状况是,全上海可作为会员的证券公司只有3家:万国、申银和海通,比较成型的股份制企业也只有11家,够上市资格的则只有6家。就这么“三把蔬菜”、“六块肉”,尉文渊硬是把它炒成一桌菜。

12月19日,上海举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当日,有30种证券上市,国债5种,企业债券8种,金融债券9种,公司股票8种。毕竟有40年没有搞资本游戏了,所有人都手忙脚乱,第一笔交易对象是电真空股票,由海通证券抛出,未达三秒便被万国证券抢去,于是宣布无效。再次竞价,申银证券吃进,成交价365.7元。如此,三大券商在共和国证券史上的第一笔交易中都亮相了。

上海即将开市的消息,在南方的深圳引起了连锁反应。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深圳一直在向中央申请开办证券交易所,然而迟迟未得回复。尉文渊在上海一阵紧锣密鼓,让深圳人不再坐等。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抢在上海之前“试开市”。由于当时还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批文,深圳就没有像上海那样大张旗鼓。由于仓促抢跑,深市在交易工具也没法跟拥有电脑交易系统的沪市相比,股市第一天成交安达股票8000股,采用的是最原始的口头唱报和白板竞价的手工方式。深交所的正式批文要到1991年7月才下达。

不过,无论创市的过程是怎样的幼稚忙乱,中国的资本市场却在1990年底形成了自己的“双市格局”。以这两个交易所为中心,中国公司将演出一轮又一轮的商业大戏。           

长虹、海尔与联想

在经历了早期求大于供、粗放经营的阶段后,一些国营企业家开始把注意力放到质量的提升和新技术的开发上。在青岛,靠率先引进日本生产线、在“冰箱热”中赚到钱的张瑞敏比他的同行们更有市场眼光。他在福建发现一个怪现象,到了夏天,人们洗衣服洗得特别勤,洗衣机反而卖不动。其实并不是夏天人们不需要洗衣机,而是没有适合的小洗衣机。于是,海尔的工程师们马上研制了“小小神童”洗衣机,洗衣容量为1.5公斤,3个水位,最低水位可以洗两双袜子。这种洗衣机投入市场后立刻就供不应求。

秋天,张瑞敏从北京领回了“国家质量管理奖”,他还送了四台冰箱到德国参加样品展示会,并提出“三个三分之一”的企业发展战略目标,即今后海尔冰箱将在“国内生产国内销售三分之一,国内生产海外销售三分之一,海外生产海外销售三分之一”。在这个稍显粗糙的规划中,人们已经可以看到中国成为“全球性制造基地”的雏形。

北京联想的柳传志获得了第二届全国科技实业家创业奖金,联想成为继四通之后最大的电脑销售商,开始自主生产、销售微机板卡。公司办公室主任郭为想出了一句牛气十足的广告词:“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这则广告从下一年起投放,立即风靡全国。

在偏远的四川绵阳,一家名叫长虹机器厂的军工企业突然跃升为全国最大的彩电制造企业。它在1980年率先转型,与日本松下合作,成为首批引进生产线批量投产彩电的企业。就在彩电炙手可热的1988年,厂长倪润峰又研制出第一台立式遥控机型。一番拳打脚踢之后,长虹成为全国首批45家国家一级企业之一,而且是西部唯一的一家。

无论是海尔、联想还是长虹,1988年之前的国营企业序列中都是寂寂无名之辈,也没有得到国家政策的特殊倾斜,然而它们都因为有一位杰出的领导者,并且在各自的行业中率先完成了技术改造和管理提升,因而在市场竞争中站住了脚跟,得以迅速地脱颖而出,相继成为新一代国营企业的楚翘。而那些试图寻找政策保护,甚至期望通过治理整顿“净化“行业秩序的老牌大型公司则不可避免地持续沉沦,最终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麦当劳、皮尔卡丹及“中英街”

麦当劳急匆匆地在深圳开出它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家快餐店,这已经是1990年的10月8日。麦当劳匆忙开店,是因为他实在无法忍受一个事实:比它早进来三年的肯德基早已赚得钵满盆满了。

那些早早来到中国的外国品牌都尝到了甜头。最早来到中国的法国服装品牌皮尔卡丹开在北京的一家专卖店每天都有2.3万元的销售额,一件不起眼的服装标价就高达1500元。9月,皮尔卡丹本人又来了一次北京,他被特许在以前的皇宫紫禁城里举办了一场热闹的时装秀。

那一年,几乎所有向往时尚生活的中国消费者都知道在深圳有一条“中英街”,那里可以买到最便宜的洋货。这是一条长约250米,宽不足4米的小街,位于深圳与香港交界的沙头角。从1979年开始,这里就成为一条特许的免税街,内地的游客参加指定旅游公司组成的旅游团,办理完“特许证”就可以进入购物。这里每天有超过1万人次的游客,一年游人量达1500万以上,成为全国知名度极高,也最奇特的购物观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