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91 沧海一声笑(1)

 

“姓资姓社”大讨论

日渐世俗和商业化的时代特征,让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神秘感和难以琢磨。不过,在意识形态领域,两种不同的声音仍然还在隔空交锋。如果仅仅从报章上的争论来看,1991年的中国弥漫着“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的硝烟。而事实却是,争论如江面上迷眼的乱风,实质性的经济变革却如水底之群鱼,仍在坚定地向前游行。

三年多来的宏观调控,让过热的经济趋于平稳,各项经济指标大大降了下来,人们在改革上变得缩手缩脚,尽管中央提出了浦东开放,并重申海南特区政策不变,但是,在总体的发展思路上,各级官员仍然摸不透未来的方向。这时候便需要有影响力的大人物出来,重新唤起所有人的热情。这个使命又落到了已经宣布“完全退出政坛”的邓小平身上。这两年,邓小平都是在上海过的春节,2月15日至3月22日,上海《解放日报》根据他在上海期间的讲话,先后发表三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提出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敢冒风险,大胆改革,不要再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

这组社论甫一刊登,便在一派沉闷的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因为它并未标注也思想来源,便引起一些人士的指责和围攻。某杂志在4月20日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8月和9月,北京报纸相继发表《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和《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认为:“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区分姓‘社’还是姓‘资’。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姓‘社’和姓‘资’两种不同的改革观。

这样的争论将持续一年,直到下一年邓小平在深圳的视察被公开报道后才戛然而止、在各个领域,一些大胆的人们都已经迫不及待地重新出发了。中国改革史的一个特点便是,人民的实践有时候会走在中央政策的前面,一切的改革和突破尽管会阶段性地受到意识形态争论的影响和干扰,但是并不能真正地阻挡它前行的脚步。

“国营企业”的困境

最近这段时期,国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乏力实在让人失望。1月12日的《中华工商时报》刊登了一篇新闻:北京袜子、手套等日用小商品严重积压,东城区就有数百家这样的国营中小企业,东城区工商局为了让区内的国营企业多一些销售的机会,就主动安排它们进入集贸市场,并动用行政手段让它们占据最好的摊位,结果却是事与愿违,数以百计的积压厂家只有17家前来登记申请,最后只有六七家到市场去设了摊。而且,这些国营摊位的销量不及私人摊户的四分之一,很快就被淘汰出了市场。这是一个带有很强寓意性的新闻,它展现出国营企业在充分竞争领域中的被动与尴尬。

此时的国营企业改革再没有80年代中后期那股“一改就灵”、“一包就活”的意气风发,更多的时候,它带有了悲壮而无奈的气息。从1984年起,各项改革措施年年创新,从利改税、承包制、政企分开,到优化组合、股份制、租赁制,药方开出了一帖又一帖,却罕有成效。近年来,即便是在诸多“倾斜”、“保护”以及创纪录的大批信贷资源源源注入之后,国营企业的表现依旧让人们无法轻松起来,生产回升缓慢、效益下降,亏损翻番。在当时,唯一对这个“共识”不以为然的是来自四川的经济学家蒋一苇,他一直反对“鸟笼经济”的做法,认为国家应该放弃对国营企业的偏执性倾斜,以更大的包容和宽阔的视野来平等对待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对于国营企业,他的观点是“吃任何药都不如不吃药,不管就活。”

种种迹象表明,传统意义上的国营企业已经在日渐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日薄西山了。农业部提供的数据表明,在1990年,乡村集体企业实现利润265.3亿元,首次超过国营企业的246亿元,前者的销售利润率为5.6%,相当于后者2.6%的两倍多。国家也开始重新思考国营企业的振兴战略,让每一家国营企业都获得生机看来是不可能的,因此,除了继续千方百计在政府扶持、体制松绑上下功夫外,一个更为明智的做法似乎是:收缩战线,让那些实在扶不起来的“阿斗们”自行了断。

让抢救无望的企业“安乐死”

8月15日,每天都在讨论如何搞活国营企业的《经济日报》刊登了评论员詹国枢的一篇述评《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活不好》,文章称,“产业结构调整之所以困难,症结就在于我们的少数企业死不了—风浪来了,大家匍匐在地,风浪过了,全都站起身来,产业还是那个产业,结构还是那样的结构。不是我们不想让一些企业活,而是客观环境不允许这些企业活。”此文刊出,顿时引发广泛的关注,很多人感觉到了政策调整的先兆。此后数月内,《经济日报》选中四川省为典型,又展开了一轮“死一块活一片”的连续报道,记者们相继提出“让抢救无望的企业‘安乐死’”,“红白喜事一起办”等十分尖刻的观点。

事实上,让那些实在活不下去的国营企业死掉,不仅仅是一个观念解放的问题,还有很多实际上的困难,最主要的便是下岗工人的善后问题。多年以来,国营企业的工人接受主人翁教育,以厂为家,从来没有下岗的思想准备和再就业的能力。在很多老牌企业里,更是全家上下都在一厂工作,其“工人身份”甚至是可以传代世袭的。要让这些企业一死了之,必定会引发强烈的社会动荡。

四川让特困企业“安乐死”的主要办法,是让活得不错的国营企业,兼并那些亏损的同行,同时,政府给予前者更多的优惠政策和扶持。成都的无缝钢管厂就兼并了六家亏损的工厂。厂长对记者说,“兼并是企业行为,但绝不是企业的自发行为。”言下之意,如果没有足够的优惠,他们不会吃下那些烂苹果。这个经验在后来的数年内得到推广,不少地方因此组建起由归并而形成的规模庞大的国营企业集团,他们往往因此得到上市融资的“指标”,在财税上更是享受特别的优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