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91 沧海一声笑 (3)

 

陈光探索国企产权试验

在山东潍坊,一个刚刚上任的年轻市长走得更远。这个时年35岁的市长名叫陈光,年初,他由潍坊团市委书记调任潍坊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诸城市当市长。就任后的第一次调研,就让他手脚发麻,市属全部150家独立核算的国营企业,有103家明亏或暗亏。原因是“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利益关系不直接”。陈光在新公布的中央文件中找到了一句话“国有小型企业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由此,他决定把这些企业统统卖掉。

第一家被选做试点的是总资产270万元,职工277人的诸城电机厂。市政府最初拿出的改革方案是国家控股51%,职工买断49%,但陈光提出要改就由职工全部买断,最终定下来的方案是,9个厂领导每人出4万元,20多中中层干部每人出资2万元,普通职工每人出资6000元。在之后的两年多里,陈光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无偿转让产权、破产等七种形式,将全市272家乡镇办以上国营或集体企业都出售给了个人,陈光因此得下一个绰号---“陈卖光”。

“陈卖光”的胆大妄为,理所当然地引起一些人的攻击。主掌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朱熔基派出以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为组长的联合调查组赴诸城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县属企业改革探索,阻力大,困难多,诸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取得成绩,是难能可贵的,为“放活国有小企业”创造了经验。陈光后来于1997年调任山东菏泽地委副书记、常务副专员。那里又是一个国营企业的亏损重灾区,县属以上的工业企业亏损面达90%。陈光仍旧是一派“善财童子”的做法,能卖的企业全数出售,没人肯买的企业,则“送给”优势企业。2002年,菏泽市以国营企业数量锐减的代价把亏损面下降到了12%。陈光因此得了一个新绰号“三光专员”—陈光、陈卖光、陈送光“。

                                                             全球性的产业演变

1991年前后,全球乃至中国的新技术产业都处在一个突变的前夜。当时,美国硅谷正浮游着一股不安的气息:在全美便携电脑市场,日本公司的产品占去了43%的市场份额,而便携机是计算机硬件行业中增长最快的部门。令硅谷感到绝望的是,日本已经控制了全世界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生产。2月,麻省理工学院的富格森教授做了一个很让美国人泄气的试验,他打开了一台康柏便携电脑,里面赫然显露出日本原产的显示器、动力管理系统及微缩技术。由这些硬件内部的空虚,富格森表达出对美国电脑公司战略性脆弱的极大忧虑。

也是在这年的7月,瑞普波特和哈利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不生产计算机的计算机公司》,两人在一开始就断言:“这种竞争力的减弱是不确定的,但是这种恐惧却是不应该有的”。而随后他们做出的预言在十年后看来几乎就是事实本身:“到2000年,最成功的计算机公司将不再是那些生产计算机的公司,而是那些购买计算机的公司,这些领导者将会充分利用价格低、性能高的硬件来创造和提供新的应用。”“美国计算机公司的战略目标不应该是制造计算机,而应该是在计算中创造永恒的价值”。瑞普波特和哈利维所提出的观念,影响了美国IT产业的走向,他们所提出的三个新的投资点最终造就了3家最成功的美国电脑公司:软件开发—微软;系统整合—IBM;营销—戴尔。1991年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份,有远见者重新发现了世界。

联想柳传志的黑色夏天

跟全球性的产业演变相呼应的是,那些率先在市场上成长起来的中国大陆公司也第一次面临了全球化竞争的压力。在当时的计算机市场上,联想无疑是最耀眼的明星,它成为了中国公司“走向世界”的典范。柳传志后来算帐说:“1990年前后,联想以3.39万元的价格向内地出售386型电脑,去掉进口商的折扣、关税和营销成本,还有24%的纯利润。”富有远见的柳传志以“走向世界”为名,去香港办贸易公司,然后再抛开合作方AST公司,推出自主的联想微机返销内陆市场,自然是赚到手软。

然而,到1991年春天,情形突然大变,国际计算机大公司集体降价,全球微机芯片价格一日三变,以进口组装为核心力的联想自然受到最大的冲击,公司仓库里的芯片存货价格竟跌去70%。在短短的3个月里,香港联想亏损5000多万元。于是,柳传志果断决定,不顾任何公众影响,把组装生产线从香港撤回深圳,将香港联想的100多名工人全部裁掉,同时,大规模缩减公司的行政和市场开支。另外,重拾代理业务,替跨国品牌在国内销售打印机、绘图仪和扫描仪等,多管齐下,总算到年底渡过难关。

联想在这次黑色风暴中的表现,可以看作是中国新型公司冲击全球市场的第一次挫败。此后将近10年的时间里,柳传志一再宣称“中国市场是最大的国际市场”,直到2005年,已非昔日可比的联想在争议声中收购了IBM的PC事业部。

全球针对中国商品的战争

如果说,柳传志所遭遇的黑色夏天,是一起发生在家门口的国际商战,那么,在更广泛的欧洲和美国市场上,针对中国商品的战争也已经拉开了序幕。正如《经济学人》在1979年就已经评论到的,价格低廉而制作略显粗劣的中国商品将展现出它强大的竞争能力,这个预言在1991年前后变成了事实。

1月21日,欧共体在历经两年的调查后,宣布对中国的小屏幕彩电征收临时的反倾销税。根据欧共体的数据,1985年,欧洲从中国进口小屏幕彩电5.5万台,到1988年就猛增到125万台,占去了16.9%的市场份额,为了与低廉的中国货竞争,欧共体各国厂家不得不削价30%,由此,欧共体委员会认定中国彩电倾销,需要征收15%-20%的反倾销锐。在美国,华盛顿一直在争论是否应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到这一年的7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已经攀升至90亿美元,仅次于日本,成为第二大贸易顺差国。据透露,纽约的美国的检察办公室正在准备对20多家与美国进行贸易的中国公司提出多达100项的指控,包括贸易欺诈和洗钱。

另一个值得记录的事实是,就在欧美对中国相继展开反倾销的同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倾销性行动则加快了步伐。以感光材料行业为例,美国柯达和日本富士公司在中国市场上采取了廉价倾销的策略,富士彩卷在日本国内市场售价为每卷600-800日元,在欧洲市场为每卷6-8美元,但出口到中国市场的到岸价为人民币7.15元,仅为日本国内售价的13%。在其低价策略的冲击下,中国本土的感光材料企业日渐萎缩,“四大国营胶卷企业”中的上海申光相继被柯达公司控投合资,行业最大企业河北乐凯胶片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也逐年下降,一直在盈亏边缘徘徊。在其他行业如新兴建材、洗涤用品、食品饮料等,国内企业都因跨国公司的低价竞争而逐渐丧失了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