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79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1)

 

邓小平访问美国、日本

1月,邓小平按原先的安排出访美国。邓小平结束访美后,2月7日抵达东京,同老朋友太平正芳在日本首相官邸会谈。去美国访问,邓小平最重要的任务是政治性的。在佐治亚州的州长官邸,他与16位前来拜访他的州长共进晚宴。邓小平不厌其烦地介绍中国走向开放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希望中美正常外交关系得到美国人民的认同。而到日本去,他则带有更多的学习的意味。

1979年的世界,是一个不太平的年份。4月,巴基斯坦总统布托被处死;乌干达独裁者阿明被推翻并流亡国外。5月,美国发生244人死亡在大空难。8月,霍梅尼统治伊朗,为了报复美国支持伊朗旧国王,霍梅尼宣布石油禁运,油价从每桶15美元上涨至35美元,因此引起第二次石油危机。9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因腐败和散布谣言罪被逮捕。19月,韩国总统朴正熙被射杀。11月,波利维亚发生政变。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联合国宣布对伊朗实行经济制裁。这些事件让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一年充满了神经质般的紧张。

跟这些动荡的政治事件相比,在商业领域,全世界的话题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的崛起。这个二战的战败国以其倔强的国民性和现实的公司成长战略实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经济奇迹。1955年,中国的国民收入占世界的6.5%,而日本只有2.5%,到1960年,日本已经与中国并驾齐驱。日本复兴的象征性事件发生于1970年3月,当时世界博览会在大阪举办,日本政府史无前例地拿出20亿美元举办这场空前的商品交易会,全球77个国家蜂拥而至。在整个70年代,日本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在国际市场上,日本产品—从家电、手表、照相机、汽车到半导体—几乎是风靡一时,举世无敌。而日本公司的管理经验成为全球企业家和政治家争相学习的榜样。

在刚刚苏醒的中国,邓小平也把日本当作第一个学习的对象。邓小平这次到日本除了互换条约的批准书以外,他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向日本去学习。他参观了松下电器等工厂,并邀请日本老板到中国去投资建厂。

外汇管理总局等现代经济元素启动

及政策鼓励轻工业发展

1979年对中国来说,是经济细胞的复苏之年,各种现代经济的元素开始被一一启动和复用。中国政府成立了外汇管理总局,全面管理人民币和外汇的交易业务;3月,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成立,中国中央电视台则组建了广告部。5月1日,北京烤鸭店的和平门分店开张了,还恢复了“全聚德烤鸭店”的金字招牌。它的复出很清晰地传达了一个信号:老字号们都可以复活了。在上海,一些老工商人士和部分境外公民以民间集资方式创建了一家叫“上海市工商办爱国建设公司”的企业,它后来被认定为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第一家广告公司也在这个有着百年商业传统的城市出现,在3月15日的《文汇报》上刊出了第一个外国品牌的广告,捷足先登的是瑞士的雷达牌手表。同一天,雷达表还在上海电视台播出了第一个电视广告。在3天内,到黄浦区商场询问这个品牌手表的消费者超过了700人。

在广州等地则出现了一些服务公司,旅游业也开始起步,报纸上开始讨论宾馆是不是可以进行企业化管理。国民经济开始向轻工业转型,国务院出台了鼓励轻工业发展的文件,在税收、招工等六个方面进行适度的倾斜。在上海,一个钢铁厂把自己的厂房转让给了上海服装公司,国营企业之间的这种产权转让在当时是一件很轰动的新闻。关于保险业是否应该恢复的讨论也被提上了日程,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从1959年到1979年期间,中国国内所有的保险业务都停办了。到1980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成立,随后进入了长达六年的独家垄断时期,1986年才发放了第二张保险执照,要再过六年,外资保险公司才被允许进入。保险业的递次开放进度,几乎是中国所有垄断型行业

                                                                       

年广久引发雇工大讨论

在安徽芜湖,一个目不识丁、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给全中国的理论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1963年他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年广久炒起了瓜子。他不知从哪里偷学了一门手艺,炒出来的瓜子竟非常好吃,慢慢地出了名。这一年,他想给自己的瓜子起一个名字,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亲被街坊称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成“小傻子”,于是索性叫个“傻子瓜子”得了。

“傻子瓜子”的牌子一挂出,没想到因为特别竟引来一片叫好声,他的生意越来越兴旺。他便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这些人一个个多起来,到秋天,别人帮他一点数,居然有了12个,这下子捅出一个大娄子了。有人马上联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出的那个著名论断:“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于是,“安徽出了一个叫年广久的资本家”的流言顿时传遍安徽。这场争论好像没有在当时的公开报纸上出现过,但是,在政府官员中却流传甚广。

“安徽有个年广久,炒瓜子雇用了12个人,算不算剥削?“这成了一道十分敏感的命题流传在全国各地,争论,辩论,讨伐,一场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特征的大辩论开始了。很显然,在当时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年广久的剥削性质是毋庸置疑的。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雇工人数的“七下八上”(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为资本家)是一条铁定的界线。如今,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居然雇工12人,其性质几乎不言自明。

事实上,在当时中国,年广久绝非孤例。对于刚刚开业的十万工商户来说,雇工数量是否应该限制,到底能不能超过八个,已经从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直接衍变成了实际难题。在广州,一个叫高德良的个体户,下海创办“周生记太爷鸡”,做了不到半年就雇了六个帮工,被社会上指责是剥削,他很不服气,写了一封长信上书中央领导人,反映放开雇工等问题。1979年底,任仲夷到广东任省委书记,发现广东的个体户相当多,雇工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几百个都有。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他也很苦恼,当时就要广东社科界“好好研究”。

这场大辩论要一直持续到1982年,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已经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赚的钱据说也过100万元了,关于“个体户到底雇几个人算是剥削”的争论却是尘埃未定。这时候,邓小平出来讲话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讨论会上,邓小平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他当时举了年广久的例子。年广久因邓公一言而名留中国改革史。而在对待民间企业的政策上,这仅仅是第一道撕开的小口子。在政策上,真正去掉对雇工数量的限制,还要等到1987年,在那一年的中央5号文件中,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才被彻底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