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92 春天的故事(2)

 

黄鸿年收购国企引发“中策现象”

4月,一个身材高大、脸庞饱满的44岁印尼华裔商人来到了中国。他可能是最早从南方谈话中读出商机的外籍企业家。这个名叫黄鸿年的中年人有一个显赫的家族,他是印尼第二大财团、金光集团董事长黄奕聪的次子。60年代初,黄奕聪把他的第二个儿子黄鸿年送到了高干子弟云集的北京26中就读中学,黄鸿年参加过红卫兵,还短暂地到山西农村下乡插队。30年后,当他转战中国的时候,那些已经当上了领导职务的学兄学弟们自然为他提供了大量的方便。

在离开中国后,黄鸿年一直没有介入金光的家族业务,而是在新加坡和香港等地的股市从事资本活动。为了实施他的进军中国策略,黄鸿年收购了香港股市一家名叫红宝石的日资亏损公司,将之易名为中策,自称“配合中国改革开放策略”之意。中策除了黄鸿年以30.5%控制之外,李嘉诚的和黄公司、金光集团及美国摩根士丹利等大证券商也是重要股东,此外,他还与日本的伊藤忠财团等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其资本背景十分复杂。很显然,那些隐身在背后的资本大鳄们都想靠黄鸿年的突击,获取利益。

黄鸿年试水的第一家企业是在他当年插过队的山西省。在当时的省委书记王茂林的牵线下,黄鸿年与太原橡胶厂合资。我讨论合资到签约,到新公司开业、资金到位,前后也就一个来月的时间。在山西得手后,黄鸿年转赴杭州,在市长王永明的一力促成下,黄鸿年收购了两家效益很好的企业,西湖啤酒厂和杭州橡胶厂,同时还“搭购”了一家亏损的电缆厂。黄鸿年在杭州的购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中策现象”由此而生。黄鸿年高举“为改造国企服务”的大旗,自然一呼百应。国内媒体也对黄的到来寄予厚望,以为靠黄鸿年的资本和机制双注入,将可能是改造积重难返的国营企业的一剂良药。杭州之后,黄鸿年在其祖籍所在地福建泉州,又在市委书记和市长的牵线下,同时与泉州的41家企业进行合资合作。

从以上三地情节来看,中策购并基本上都是“市长工程”,黄鸿年的做法如出一辙:与政府一把手直接沟通,借南方视察东风,用好政治牌。泉州之后,“中策现象”已经非常轰动,黄鸿年趁热打铁又在大连一揽子收购了101家国营企业。从1992年4月至1993年6月间,中策集团斥资4.52亿美元购入了196家国营企业,随后又陆续收购了100多家,后虽因中国政府的干预中止了部分合同,但中策仍在短短的时间组建了庞大的企业帝国。黄鸿年在1992年的热走,彻底炒热了“资本经营”这个名词,后来不少经营者在谈及中策时,均印象深刻,认为其启迪“超过100本教科书”。外来的中策现象,加上国内的牟其中“罐头换飞机”,让人们生动地看到了资源流通所带来的神奇效益。

正大控股“青春宝”与“靓女先嫁”的争论

中策的突然成功自然引发了其他国际公司的效仿。就在他收购了杭州啤酒厂之后,与他背景十分相似的泰国华裔首富正大家族的四公子谢国民则来到了杭州青春宝药业公司。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是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创办的胡庆余堂的关门弟子冯根生,他于1972年白手创办这家企业,研制开发出畅销一时的保健药品青春宝。青春宝当时是华东地区最赚钱,也是品牌度最高的药厂。冯善于经营,性情刚直敢言,某年,正当他为了市场销售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上级主管部门通知他去参加一场经营管理考试,他愤而罢考,闹了一出不大不小的风波。到1992年,冯根生已经59岁,按照惯例他将在一年后退休。便在这时,在他的极力主导下,正大集团于第二年以净资产核算的低廉价格获得了青春宝的控股权。谢国民对冯根生做出承诺,他可以做到不再想做的一天。一直到2007年前后,冯根生一直是正大青春宝的总裁。他也因此成为近30年来最“长寿”的企业家。

青春宝被正大控股,引发了一场“靓女该不该先嫁”的争论。在之前人们的观念中,拿出来与国外合资的都应该是一些濒临倒闭、实在经营不下去的“丑女”,像青春宝这种盈利能力很强的“靓女”与外商合资,很有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日后来看,这个争论基本上是一个“伪命题”,因为那些国际资本并非慈善组织,如果没有升值的潜质,则根本不具备被收购的可能。冯根生在评说青春宝合资一事时,自称是“被迫披洋衣,欣然换机制”,言下之意,是通过出售控股权的方式摆脱原有的体制。而客观上,他也因“披上洋衣”而得以继续掌控这家由他创办,却在资产上跟他没有关系的企业。

半途中止的“破三铁”改革

由于效益不彰,搞活无策,庞大的冗员越来越成为国营企业不堪其重的负担,一些调查显示,在绝大多数国营企业中,在岗而没有工作可做的工人占到了一半以上的比例。从2月份开始,因讨论国营企业“生死”而声名大噪的《经济日报》刊发一组《破三铁,看徐州》的稿件,继去年报道“四川企业安乐死”之后又掀起了一股“破三铁”的热潮,这改革措施得到了中央的首肯,并迅速在国营企业中广泛实施。

“三铁”分别为铁饭碗、铁交椅和铁工资,实指国营企业的劳动用工、人事和分配制度,它们被认为是国营企业的传统优越性所在,也是其内部机制僵化累赘的症结。所谓“破三铁”,就意味着企业可以辞退工人,工作岗位将不再“世袭”,企业管理人员不再终身制,员工的工作也不再是铁板一块,而将根据效益和绩效浮动。根据报道,江苏省徐州市在过去的一年多里,针对“企业办不好,厂长照样当;工厂亏损了,职工钱照拿;生产任务少,谁也减不了”的现状,通过“破三铁”让企业恢复了活力。《经济日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发稿35篇,它坚决地认为,“破三铁”是国营企业改革的一次“攻坚战”。新华社也发表述评,称“破除三铁,是今年企业改革的主旋律“。到3月底,全国”破三铁“试点企业已逾千家。

“破三铁”,是企业改革15年来,第一次把改革的矛头对准了企业中的一般职工,在此前,所有的改革理念和措施都是针对经营层与国有资产管理层的。三铁既破,然而社会保障体制却没有健全,成千上万的工人下岗,一下子变成了无依无靠的社会弃儿,严重的失业迅速演变成一场社会危机,一些地方相继发生被裁员工人跳楼自杀和行凶报复的事件。“破三铁”因缺乏相关社会福利制度保障而可能诱发的社会动荡引起了决策层的警惕。在5月召开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上,有人明确提出,转换企业经营体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破三铁”。新华社旗下的《半月谈》刊发权威人士言论,称“破三铁,要谨慎”。

于是,到年中,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就戛然而止了。7月,改革策略重新回到原来的放权主题上,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宣布赋予企业14项经营自主权,其中包括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资金支配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