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92 春天的故事(4)

 

万维网兴起

一个更伟大的技术事件也是在这一年发生的。9月的某日,伯纳斯李打电话给同事格纳罗,要他帮忙将一些“CERN女郎”的照片扫描并放进他刚刚发明的万维网(WWW)上。虽然格纳罗当时实在不太清楚这个所谓的“万维网”是什么,但是他还是用MAC电脑扫描并用FTP格式上传到CERN的官方网站info.cern.cn—全球首个WWW网站上。这幅图片是LHC歌唱组合的合照,也是互联网上首张可通过浏览器点击查看的图片。生于伦敦的伯纳斯李后来被尊称为“互联网之父”,正是他在一年前写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超级文本浏览程序,它使得人们能够将各种知识在超级文本网上结合起来。

就当伯纳斯李发明了万维网的时候,中国的网络英雄们正奔波在各自的命运之路上。三年后即将创办中国第一家网络公司瀛海威的张树新正在中关村与新婚不久的丈夫忙碌地做着传呼机的生意;同样在中关村混日子的软件设计员王志东创建了新天地电子信息技术研究所,他在家里研发出“中文之星”中文软件平台,后来创办著名的新闻门户网站新浪‘;全球最大的B2B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的创建人马云那年是一个28岁的英语教师,他在杭州办了一家小小的海博翻译社;创办了中文搜索引擎公司百度的李彦宏时年24岁,正在美国布拉罗纽约州立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比他小三岁,创办了网易的丁磊在成都一所大学里读三年级;看上去跟互联网走得最近的,是刚刚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拿到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张朝阳,他结识了学院里一位失意的新媒体研究教授尼葛洛庞帝,后者在两年后出版了著名的《数字化生存》,也是在尼葛洛庞帝的鼓动和投资下,张朝阳下决心回国创办搜狐网站。

中国公司的成长故事

1992年,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起点感的年份,中国公司的成长故事正在路上。在青岛,张瑞敏的海尔已经晋升为国家一级企业,他先后兼并了青岛的电镀厂、空调器厂、冷柜厂和冷凝器厂,构筑起了多元化的家电制造格局。柳传志的联想公司正试图从上一年的黑色风暴中缓过气来,当时全国一年的电脑销量只有20万台,主要销售对象是政府和企业用户。柳传志敏锐地感觉到,电脑家庭化的时代好像已经到来了,他委派年轻的杨元庆担任新成立的微机部总经理,推出了中国第一个家用电脑品牌“联想1+1”,“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的广告词风靡大江南北。

靠贩卖科技器械起家的万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家以房地产为主业,同时又无所不做的“集团公司”,王石先后办起了连锁超市、建材工厂、影视文化公司和酒店经营公司等,旗下公司超过50家。在深圳的任正非,迎来了人生的一个转机,华为自主研发的大型交换机终于在这年研制成功,当时国内的城市通讯设备市场已经被阿尔卡特、朗讯和西门子等跨国公司把持。任正非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以低价和城镇市场为突破点,到年底,华为的销售额超过了一亿元。

那些崛起于乡土的乡镇企业家们也走到了事业的一个转折点。他们的企业已经占据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1月底,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期间到潘宁的珠江冰箱厂视察,这家国内最大的冰箱制造工厂装备了全世界最先进的生产线,邓小平对乡镇企业竟能有如此规模和装备感慨不已。萧山的鲁冠球击败国内所有的万向节专业制造工厂,他的产品拥有全国60%的市场份额。一年后的11月,“万向钱潮”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天津的大邱庄成了全国第一个亿元村,禹作敏靠创办钢铁企业硬是把这个当年的团泊洼公社变成了中国首富村。然而,没有人料到的是,岁末的12月13日,大邱庄一个名叫危福合的公司职员因涉嫌贪污,被严刑逼供,殴打致死,禹作敏包庇下属,引发了一场惊天大地震。

一个时年37岁的吉林人沈太福办起北京长城机电科技产业集团公司,他声称自己发明了一种交流无级调速电机,可以节能30%。在深圳,已经成为全国青年楷模的史玉柱决定建造巨人大厦。当时的巨人资产规模已经超过一亿元。最初的计划是盖38层,大部分自用,并没有搞房地产的设想。这年下半年,一位领导人来巨人视察,他对史玉柱说,这座楼的位置很好,为什么不盖得更高一点?就是这句话,彻底改变了史玉柱此后的人生。他当即把大厦的设计从38层升到54层,再后来,又有消息传说广州正计划盖一幢63层的全国最高楼,在众人的怂恿下,史玉柱一口气把楼层定在了70层。就这样,危机潜伏其后,导火线已咝咝地冒出青烟。

一个矛盾重重的年代

4月,广州举办了一场盛况空前的赛马邀请赛,然而由于实在太火暴了,政府担心滋生出地下赌博业,便没有再举办第二场。在上海,各家银行门口每天围聚着很多身份不明的人,见到一个路人,他们就低声问道:“有外汇哇,要外汇哇?”他们被称为“打桩模子”,都是炒卖黑市外汇的下岗工人,总数大概有五万人。在上海,已经形成了外汇倒卖的行业链,有在街上四处兜售的“打桩模子”,还有中间周转的下家,最后是一些资本稍大的倒卖公司。

20世纪70年代初,为了对付“随时可能发生”的世界大战,北京和上海等大中城市都修建了众多的防空洞,多年来它们一直阴冷地空置着,现在,善动脑筋的人们突然发现这里是做生意和娱乐的最佳场所。路透社的记者看到,北京市有14万人在这些地下军事工事里工作,他们开出了数以百计的乒乓球馆、卡拉OK中心、电影院和地下旅舍。每当夜幕降临,穿着牛仔裤的长发青年们就涌进那里,空气潮湿而浑浊,彩灯在昏暗中旋转。人们在这里消耗过剩的精力,倒卖外汇,尝试新的生活方式。

棉纺工人出身、早已名声遐迩的张艺谋导演了一部名叫《秋菊打官司》的电影,它获得了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金狮奖。这部电影的故事是:一个叫王庆来的农民为了自家的承包地与村长发生争执,被村长一怒之下踢中了要害,王整日躺在床上干不了活,他的妻子秋菊挺着怀孕的大肚子一次又一次地外出告状。放在15年前,这是一个很让人难以理解的故事,而在这一年,它却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在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是非观念日渐模糊的商业社会,人们突然怀念起秋菊那种认死理的性格,“讨个说法”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流行词汇。

这真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年代。人们常常困顿于眼前,而对未来充满期望。在过去的15年里,观念的突破一直是改革最主要的动力,哪些地方的民从率先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哪里就将迅速地崛起,财富向观念开放的区域源源地流动。而很多的改革又都是从“违法”开始的,那些与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规定成为改革的束缚,对之的突破往往意味着进步,这直接导致了一代人对常规的蔑视,人们开始对制度性约束变得漫不经心起来,他们现在只关心发展的效率与速度。

1992年是一个新阶段的起点。当市场经济的概念终于得以确立之后,面目不清的当代中国改革运动终于确立了未来前行的航标,改革的动力将从观念的突破转向制度的创新。在之前,人们认为,中国之落后主要在于科技,只要大量地引进生产线和新技术,就能够很快地迎头赶上。而现在,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观念突破和引进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并不能够让中国变成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经济学家吴敬琏因此提出“制度大于技术”。在此之后,我们即将看到,中国开始从观念驱动向利益驱动的时代转型,政府将表现出热烈的参与欲望和强悍的行政调控力,国营、民间和国际三大商业资本将展开更为壮观和激烈的竞争、博弈与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