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93 扭转战局(1)  

 

禹作敏落马

64岁的“天下第一庄”庄主禹作敏盘腿坐在他那张硕大的暖炕上,神情孤傲而不安。这是1993年3月的某个傍晚。这些日子,他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个惊天大旋涡之中。

在过去的两年里,禹作敏一直春风得意。他领导的大邱庄由一个华北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全国最富有的村庄。《纽约时报》报道说:“大邱庄实际上就是一家大公司。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人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人民币。”大邱庄成为中国民间经济迅猛成长的一个标志,所有来这里参观的人们都会惊叹于它的整洁与富有。

禹作敏每天盘腿坐在大炕上,等待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的“朝拜”。他不仅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更是一个百年一出的农民语言大师,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为他的如珠妙语倾倒。作为大邱庄奇迹的缔造者,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然而,就在声望达到顶峰的时候,这位极有智慧的“人精”突然变得狂狷起来。他自恃为“中国农民的代表”,而且与某些中央领导交情不浅,便渐渐地忘乎所以。他对一群前来考察的官员说:“局长算个球,我要当就当副总理。”1992年5月,天津市推选十四大的党代表,禹作敏意外地名落孙山。6月20日,“中共大邱庄委员会”开始向新闻界散发一份《公开信》,其中列有十条:“……第五条,从今以后凡是选举党代表、人大代表我们均不介入。”

致命的危机是由一个偶然事件诱发的。1992年12月,大邱庄万全公司经理病故,查账时发现可能有贪污行为,于是大邱庄派4人审查该公司业务员危福和。危福和被非法拘禁,并于12月13日被人暴力殴打致死。事发之后,禹作敏决定包庇犯事者,他让相关疑犯或连夜离开大邱庄,或躲藏起来,一切事宜都由他出面抵挡。1993年1月,检察部门派出6名人员到大邱庄取证,不想却被非法拘留13个小时,其间还不给任何饮食。当检察院对4名疑犯发出拘传令时,前来执行公务的公安干警又被大邱庄设卡拒于门外。

事态由此恶化。2月18日凌晨,天津有关方面动用400名全副武装的武警封锁了通往大邱庄的所有通道。禹作敏命令会村100多个工厂的工人全部罢工,上万名本村及外村的农民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小村的各个路口,与武警全面对峙,并声称“一旦警察进村,就要全力拼搏”。禹作敏本人则以退为进,向外界宣布暂时辞职。如此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整整相持了三天三夜,禹作敏已经身陷法律的雷区而不能自拔。后经再三交涉,禹作敏才勉强同意武警进入这个“禹氏庄园”。警察对大邱庄进行了搜查,禹作敏作伪证说,疑犯已经全数外逃,而事实上,其中几人一直藏在村里。

3月上旬,天津市委、市政府向大邱庄派驻工作组,收缴该村的所有武器装备。禹作敏因有窝藏、妨碍公务等嫌疑而被拘留。尽管风波陡起,但表面似乎还是一切风平浪静。春节期间,禹作敏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面带笑容。即使到了3月16日,他仍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但是到了4月,情况突然变化。4月,禹作敏被捕,8月27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5项罪名,判处禹作敏20年有期徒刑,其子、大邱庄的二号人物禹绍政被同时判刑入狱10年。

关于禹作敏的判刑,新华社只向全国统发了一条还到两百字的新闻稿,然而其引起的反响却如平地惊雷。在《人民日报》任职的凌志军记得:“那几天家里的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人想打听他的情况。这些人大都是中国改革潮流中的风云人物,他们把禹作敏视为同类,自然也把他作为改革的象征。他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对禹作敏的打击,是不是冲着改革来的?”很显然,此案的发生让禹作敏及所有的改革派,包括处理他的天津市政府,都陷入了难辨的困境。日后看来,禹作敏一案并不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它是一个视法律为无物又跟地方政府关系交恶的农民企业家自酿自饮的一杯苦酒。

沈太福被捕

4月,中国企图界发生了两起强烈地震。一起是大邱庄的禹作敏落马,另一起则是当时国内如日中天的高科技企业家沈太福被捕。在意思的是,他们都是在与政府激烈的对立抗衡后陡然陨落的。

沈太福是吉林省四平市人,他自小爱好科技发明。1984年,30岁的他从四平水库的工程局辞职,与两个兄弟办起了吉林省第一家个体科技开发咨询公司。他们相继研发出很多新颖的产品,如吸塑包装机、双色水位计及一种特别的读卡机。1986年,沈太福进京,以30万元注册了集体性质的长城机电技术开发公司—直到1988年,北京市工商局仍然不受理私人性质的高新科技企业注册。长城公司的产权性质最后成为沈太福案最致命的一环。

1992年前后,沈太福和他的科技人员研发出一种高效节能电机,据称比同类产品性能高出很多。可是,沈太福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投入生产,银行也对这个有风险的项目没有兴趣,这时候,沈太福想到了民间融资。邓小平视察南方之后的1992年和1993年是投资热情极其高涨的年份,人们对各种有新意的建设项目充满了热情。由于中央金融管制,发生在民间的各种集资行为便一直非常活跃,利息也是水涨船高。在沿海很多地方,民间拆借资金的年利息基本在16%-20%之间。便是在这样的火热背景下,沈太福的集资游戏出台了。

长城公司发明的新型电机属于节能项目,当时国内能源紧张一直是瓶颈,因此凡是有节能概念的新技术都颇受青睐。而沈太福更是一个善于包装和炒作概念的高手。1992 年 5 月 28 日, 他的电机技术在钓鱼台国宾馆通过了国家级科技成果鉴定。根据报道,国家计委的一位副主任在他的项目鉴定书上批示:“属节能的重要项目,应尽可能给予指导和支持。”沈太福更是对外宣称,长城公司几年来先后投入近 5 000 万元,研制成功了这种高效节能电机,据能源部门测算,仅在运行的风机中如果仅有 1/3 换上这种节能电机,一年就可以节电 400 亿千瓦, 其前途的宏大让人充满想象空间。

沈太福的集资规则是这样的:投资者与公司直接签订“技术开发合同”,集资金额的起点为 3000 元,高者不限。投资者可随时提取所投资金,按季支付“补偿费”,年“补偿率”达 24 %,当时,银行的储蓄利率为 12%左右,沈太福开出的利率高出一倍。他的第一轮集资活动 是 6 月份在海南展开的,广告前一天刊出,第二天公司的门口就排了长龙,仅 20 天,就集 资2 000万元。初战即告大捷的沈太福当即加快集资步伐,他先后在全国17个城市开展了 类似的活动,长城公司的集资风暴迅猛席卷全国,它很快成为当年最炙手可热的高科技企业。

到 1993 年初,沈太福先后在全国设立了 20 多个分公司和 100 多个分支机构,雇用职员 3 000 多人,主要的业务就是登广告、炒新闻、集资。到2月份,长城公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共集资 10 亿多元人民币,投资者达 10 万人,其中个人集资款占集资总额的 93%。为了制造经营业绩良好的假象,沈太福把 3.2 亿元集资款变成公司的营业销售收入,然后向税务部门缴纳了1 100 多万元的税款。事态演进至此,商业骗局的气息已经越来越浓烈,沈太福铺天盖地的集资风暴引起了国务院副总理朱熔基的高度关注,这位对金融风险怀有本能警觉的中央决策人意识到,如果“长城模式”被广泛效仿,一个体制外的、缺乏制度控制的金融流通圈将庞大而可怕地出现,中央的 金融管制政策将全面失效,于是,他亲自下令中止长城公司的活动。

1993 年 3 月 6 日晚间,正当沈太福为集资超过 10 亿元举办大型庆祝酒会的时候,他收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发出的《关于北京长城机电产业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乱集资问题的通报》。沈太福的应对之策竟与大邱庄的禹作敏如出一辙。在接到人民银行的通报后,他当即宣布状告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索赔 1 亿元,国内外舆论顿时哗然。这是中国第一位民间企业家敢于直接对抗中央政府。3 月 29 日,沈太福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声称“国家科委、人民银行总行步调不一致,婆家、娘家有矛盾”,却让他这个民办企业“小媳妇”吃亏,现因政府干涉,公司难以经营,要向国外拍卖。他还宣布,将投资者的年利息由 24%提高至 48%。

随后两日,局势朝沈太福预想的反向发展,政府没有任何退让的迹象,各地的挤兑事件则层出不穷,他试图倚重的媒体和老干部似乎也帮不上忙。3 月 31 日上午,沈太福再次召开中外记者会,下午,他在北京首都机场被截获,当时他带着三张身份证和一皮箱的钱打算出逃国外。4 月 18 日他被宣布逮捕。从这个月起,在国务院的直接参与下,各地组成二十多个清查组。历经半年时间的清查清退,长城集资案的投资者都领回了 70%的本金,全国清退款总比例达 90%以上。另外,根据香港《文汇报》的报道,有 120 名官员因此案受到牵连。

尽管天下人都知道沈太福是因为高息集资、扰乱中央金融政策而被捕的,然而他最后却是以贪污和行贿罪名被起诉。北京中级人民法院的诉状称,沈太福多次以借款的名义,从自己公司的集资部提取社会集资款,构成了贪污罪。他还先后向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等 21 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钱、物等合计人民币 25 万余元,这构成了行贿罪,法院于 1994 年 3 月 4 日判决,被告人沈太福犯贪污罪,判处死刑;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4 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沈太福对判决不服,他的上诉理由是:北京长城公司是戴着集体帽子的私营企业——在 1988年之前,北京市工商部门不接受私人申请创办“高科技公司”,被告人不能成为贪污罪的主 体,也没有贪污的动机和行为,因而不构成贪污罪。他对律师说,“怎么判我都行,但是, 如果我是因为‘贪污’自己家里的钱而被枪毙,我不服。”一些法律人士也认为,对沈太福 案的二审首先应当对长城公司的经济性质重新确认。法院最终没有采信这些意见。4 月 8 日, 沈太福被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