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93 扭转战局  (4)

 

非计划经济国家因素

种种迹象表明,1993年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国家了。中央政府针对新的经济形势,对一些管制概念开始进行全新的诠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刘敏学对“投机倒把”这个名词进行了新的解读。他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把带有营利性的经商活动都视为投机倒把,做违法处罚,这显然是“左”的思想影响,是不对的。某些过去认为是投机倒把的行为,现在看来是商品流通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他的这番讲话一登报,全国的贸易商人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在2月份的全国两会上,代表们就餐第一次不再需要缴纳粮票。5月10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从这一天起,取消粮票。从1955年开始,全国居民购买粮食都需要这种定额分配的票证。从此之后,各种带有明显计划经济色彩的票据一一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也是在这次两会上,刘永好、张宏伟等50多名民营企业家第一次走进全国政协会议会场。3月18日,刘永好与内蒙古新优佳公司的陆航程出现在全国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这是民营企业家第一次在这种政治性场合亮相。到年底,乡镇企业产值突破2万亿元,占全国工业产值的二分之一,就业职工1.02亿人,首次超过国营企业职工数。

跟粮票取消及民营企业家参政相似,在4月份,中国的消费者第一次过上了“情人节”。由香港人投资的利嘉鞋业是第一家在报纸上登情人节商业广告的企业。几乎同时,开设在王府井的麦当劳店也贴出了“浪漫温馨情人夜”的海报,情人节当夜来消费的情侣可以获得一枝玫瑰花。5月17日,著名跑车生产商法拉利公司在中国找到了它的第一个买主,名叫李晓华,是一位靠经销生发水起家的42岁北京企业家。法拉利特意在北京天坛的祈年殿前举办了一场新车交付仪式。李晓华站在价值13.4888万美元的跑车前的照片登上了各报纸的娱乐新闻版面。

8月,中国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这意味着知识产权的保护成为可能。美国迪士尼公司的“米老鼠”系列产品正式进入中国,在此前的10来年里,这个可爱的形象已经广为中国儿童所知,它出现在成千上万的绘图课本、衬衫、文具以及商店招牌上,不过,它们竟全部是没有授权的侵权产品。

外资企业的蜂拥而入

1993年,最蔚为壮观的景象是外资企业的蜂拥而入。该年可以被看成是跨国公司在华大规模投资的开始之年。日后的数据表明,自1979年至2000年,中国累计吸引外资3 462亿美元,大部分是1992年以后发生的,1992-2000年的累计流人量占总量的93%。1993年年底,合同外资达到了1 114亿多美元,实际利用外资是270亿美元,几乎都是上一年的两倍。

在市场的诱惑和政府的鼓励下,跨国公司开始狂热地梦想中国。最经典的表述出自柯达公司的总裁裴学德,他说,“只要中国有一半人口每年拍一个36片装胶卷,已经足以将全球影像市场扩大25%。中国每秒多拍摄500张照片,便相当于多了一个规模等同于日本和美国的市场。”用人口乘以某一商品,从而计算出中国市场的规模,这是几乎所有跨国公司进人这个东方国家时最常用的一个算式。不过,事实很决将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玫瑰色的幻觉。

这一年,肯德基第一家特许经营店在西安开业;宝洁在中国一口气建立了4家公司和5家工厂;世界上最大的啤酒公司安霍伊泽一布希公司用1 640万元购买了中国最大啤酒公司青岛啤酒5%的股份;柯达赞助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东亚运动会;诺基亚开始向中国提供GSM移动电话;花旗银行把中国区总部从香港地区搬到了上海;波音飞机公司在中国赚到了大钱,一下子得到了120架飞机、价值90亿美元的大订单;福特公司主管国际业务的执行副总裁韦恩,伯克说,“我的头号业务重点是中国”。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生产的第一辆轿车终于下线了,工作人员在生产线上挂了一条很有意味的横幅:“谢谢中国,美国制造。”此时,距离1978年汤姆斯,墨菲率团访华已经过去整整16年了,而德国大众在上海的工厂已经形成了年产10万辆的能力。1993年也是日本企业在华投资增加的转折点。这一年日企在华投资比1991年有了急剧增长,被批准的投资项目数量达到3 414个的高峰,是1 991年的3倍。

9月,题为“北京. 1993跨国公司与中国”的会议在北京国贸中心召开,西门子、巴斯夫、摩托罗拉等50多家跨国公司的代表和国务院、外经贸部的官员悉数到场,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会上鼓励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当天晚上,国家主席江泽民邀请了其中15个比较大的跨国公司的代表来到中南海。《华尔街日报》在报道这一新闻时称,“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第一次正式的邀请”。

对外资的大量涌入,可以有多层面的解读。就宏观环境而言,进入第十六个改革年份的中国已经越来越吸引国际资本,特别是1992年之后,市场经济的体制目标得以确认,中央政府日渐放宽了外资进入的很多限制性政策,日渐市场化的投资环境当然受到国际资本的信任和青睐。就政策设计而言,吸引外资被认为是振兴地方经济的捷径,因此,外资开始享受到“超国民的待遇”,各地对外资及合资企业都推出了大力度的优惠政策。其中,一个被普遍采用的税收政策是“三免两减半”,也就是企业创办的前三年,所得税全免,后两年则减半。而在很多地方,减半政策更是从企业开始获利之年起才被执行。在所得税征收比例上,合资企业的税率是15%-33%,而国内企业则被征收55%。这种税收政策上的“身份差异”,被认为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做法,它刺激了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的兴趣,也造成了很多“假冒外资企业”,将内资企业注册成中外合资成为企业“合理避税”的普遍做法,这一政策要到热钱满天飞的2007年才被改变。

开发区泛滥

这种不无暖昧的景象还出现在开发区的泛滥上。为了吸引外资,各地纷纷建立开发区,在工业用地上推出优惠的政策,由于规划失控,最终演变成了一场热闹的“圈地运动”。1991年,全国有开发区117个,到1992年8月,这个数字已经猛增到1 951个,而到1993年的10月,各类开发区竟多达8 700个。在全国已批准的1.5万平方公里的开发区里,如果这些开发区全部做到水、电供应和道路的平整,需投资约4.5万亿元人民币,远远超出国力负荷。

许多开发区为了吸引外资,制定的优惠政策一个比一个“火”,:甚至到了“舍血本”的地步。开发区的土地出让绝大多数是采用协议出让的方式进行的,因而到处充斥着灰色交易。《中华工商时报》称,“仅每年土地黑市交易流失的国家收益,估计就有200亿元之巨。有些外商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一下子包揽上百亩或数百亩甚至几平方公里土地,然后再稍做平整,以几倍的价格出售获利”。广东省出让88平方公里的土地,得到94亿元的转让金,平均每平方米为107元。江苏一家开发区出让70年使用权的土地,转让价为每亩2 000元,等于每年每平方米收0.04元。而中部的一些省份更是推出了豁免土地使用费的优惠政策。中国台湾《联合报》的记者称:“现在若到大陆,无处不见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招牌,无处不谈土地买卖。”

国务院调查组的报告显示,到1993年4月为止,全国开发区开工面积307平方公里,约占规划总面积的2%,也就是说,90%以上的耕地“圈而未发”,全国因此减少耕地1 000万亩。5月16日,国务院发文限制盲目建立开发区,到11月,沿海7省1区关闭了700个“圈而未发”的开发区。在以后的10年里,开发区的过度开建现象其实一直没有被完全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