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79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2)

 

首钢等八家国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验

在上一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认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正是基于这一共识,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始发站。1979年5月,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7月,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5个文件一并发布,首钢等企业的改革举措成为一个举国关注的焦点。

首钢厂长周冠五,军人出身,由贵溪军分区的一个副参谋长转而筹建首钢,1979年,在年近60之际却赶上一场宏大的变革。周冠五是那种舞台越大越亢奋的人,成为“试点”后,他迅速地提出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管理法—“三个百分百”:每个职工都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规章制度;出现违规违制,都要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不管是否造成损失,对违制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月全部奖金。这个管理法很有震撼力,首钢的生产秩序迅速恢复,工人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改革后的头3年,首钢利润净额年均增长45%,上缴国家利润年均增长34%,而到1989年,首钢实现利润年均增长依然保持13.5%,是当时全球钢铁公司年均利润增长率的2.4倍。

自主权的下放,意味着首钢与上级管理部门的职权关系的调整,周冠五不再是一个管理20万人,却只有权力签字改造一个厕所的厂长,他要掌控自己的命运。这里便直接触及国有企业管理者与资产所有者的权力调整,这是中国企业变革的重要命题之一。在自主权落实后,周冠五一直在做的事情便是设法理清企业与国家的关系。首先,他提出了承包制,“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欠收自负”,这成为日后国有企业改革的标准阐述。在1979年前后,它的先进性毋庸置疑,但是它所无法解决的难题却也那么明显,那就在最后四个字—“欠收自负”,当企业真正出现“欠收”的时候,它的体制和功能是否真的能够“自负”?这个问题在商品短缺的年代不会出现,它如同一处险恶的伏笔埋在国企改革的前路上,不动声色却无比致命。

在1979年之后的若干年,周冠五的改革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不断地与国家讨价还价。在一个商品极端短缺的年代,在一个垄断性的重工行业,在需求日渐旺盛而企业内部机制渐渐改革的情况下,首钢的效益快速增长几乎是一种必然。于是,首钢越来越有钱,周冠五的声音越来越大,而有关部门对它的利润索取便也越来越大。首钢的上缴利润承包基数一开始为5%,后来上升到6.2%,再又上升到7%。双方矛盾在1986年终于激化,这年12月,北京市财政局下达通知,要求首钢补缴1.089亿元的利润,周冠五拒不执行,财政局于是通过银行强行扣掉首钢帐上的2500万元资金。此时,周冠五当即给国务院和邓小平写信,信内称:“如果让我们缴出一亿元,正在施工的技术改造工程、住宅和福利设施工程只能立即停下来,职工按原包干和挂钩办法已拿到的工资奖金一部分也退回来,而且12月份职工的工资也无法支付。”一个月后,邓小平的批示下来了:首钢的承包办法一切不变。

以首钢等八家试点企业为首,以“放权”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在1979年正式拉开序幕。到1979年底,全国的试点企业达到4200家。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制度改革。可是,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国有企业变革在很久以后者意识到这条规律,或者说才逐渐将改革的主轴扳转到这个方向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决策者、学术界、企业界到普通的公众,大家都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是可以靠“内部改造”来解决的。

袁庚创办蛇口工业区

当北方的周冠五们为了企业自主权在抗争的时候,在南方,另一群人则试图无中生有,创造一个新的经济王国。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在高层被讨论了一段时间的“经济特区”悄然走向现实。一个叫袁庚的人走到了前台。

在中国百年企业史中,天字第一号大企业名叫“招商局”,它是清末重臣李鸿章于1872年奏请清廷创办的,它跟江南制造局、纺织新局是清政府当年最大的三家国有企业。民国及新中国后,招商局虽然职能多重变幻,已不复当日显赫,但是这个招牌却不可思议地保存了下来。到1979年,招商局的第二十九任董事长叫作袁庚。招商局当时在编制上隶属交通部,担任了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的袁庚兼管着这个历史名声很大、现实权力很小的机构。

袁庚1955年出任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文化大革命”期间,袁庚以“国际间谍罪”被关入北京秦城监狱达七年之久。“四人帮”被打倒后,袁庚重回人间。他回到招商局不久,即提交了一份大胆的报告。这份题为《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是1978年10月以交通部的名义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第一次提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的对外开放建议。数日后,袁庚正式提出了在深圳蛇口筹建蛇口工业开发区的构想。12月18日,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正式开幕的同时,交通部和广东省同意了袁庚的构想。25天后,1979年1月31日,袁庚飞赴北京,在中南海当面向中央领导汇报。袁庚提出要给招商局一块工业用地,中央领导用笔在地图上一画,就把包括现在的宝安区到华侨城的七八十平方公里的地方都划了进去。袁庚吓了一跳,说:“我怎么敢要这么多。”于是,中央领导用红铅笔在地图上轻轻一勾,笑着对袁庚说:“那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这个半岛,便是日后的蛇口工业区。所谓“蛇口”,顾名思义便是半岛的一个延伸处。蛇口工业区仅方圆2.14平方公里,袁庚却在这个螺蛳壳里做出了一个大道场。工业区一经批复,他的第一项工程就是移山填海兴建码头,招商局花了近一年时间建成600米的码头泊位,可停靠5000吨以下的货船。这样,蛇口顿时具备起港运的功能,工业区与香港互通航班客轮,解决了货运交通的瓶颈。

袁庚办工业区,一没有被纳入国家计划,二没有财政拨款,但他却争得了两个权力:一是可以自主审批500万美元以下的工业项目,二是被允许向外资银行举债。于是,他遍走香港,向港商和银行借贷资金,前后两年,招商局借进15亿元,这笔钱被用来平整土地、建设工业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袁庚同时大大简化招商程度,外商到蛇口办公司,从土地、协议到招工,往往个把月便全部搞定。蛇口很快成为中国最开放的“工业区”,企业和人才纷涌而入,两年多时间,蛇口的企业已超过百家,一片海涂沙滩顿时热闹非常。在蛇口开发区筹建半年后,深圳特区开始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