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96 500强梦想(1)

 

一个靠狂想就能实现理想的年代

“标王”秦池所表现出的无比冲动,甚至带有梦幻色彩的激进,一直弥漫在1995-1997年春季的中国商业界。它符合当时人们对商业的所有想象:奇迹是可以瞬间诞生的,罗马是可以一日建成的,胆大可以包天,想到就能做到。秦池在其后的表演似乎也印证了这些“中国式道理”,在夺得“标王”后,秦池知名度一夜暴涨,迅速成为中国最畅销的白酒,1996年实现销售收入9.8亿元,利税2.2亿元,比中标前增长了5倍以上。

1996年11月8日,名扬天下的姬长孔再次出现在梅地亚,他被安排在最醒目的主桌主位上,并作为企业家代表发言。他说:“1995年,我们每天向中央电视台开进一辆桑塔纳,开出的是一辆豪华奥迪,今年,我们每天要开进一辆豪华奔驰,争取开出一辆加长林肯。”这番话如酵母一样在梅地亚会议中心传播,让每个人都嗅到了一丝兴奋而可怕的血腥。招标会开场,秦池酒厂以令人瞠目的3.212118亿元蝉联“标王”。有记者问:“秦池的这个投标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姬长孔豪爽地回答,“我也没怎么算,这就是我的手机号码。”

这是一些让人难忘的“创世纪”式的场景。过去三年来,消费品市场的迅猛膨胀和十分感性化的公众心态,给了中国企业家们尽情挥洒的巨大而肆无忌惮的想象空所有的人竭尽全力地飞奔,蓝图被一次次地放大。这年开春,一部描写平凡人奋斗的好莱坞励志电影《阿甘正传》在中国的各大影院火爆上演,人们都记住了汤姆,汉克斯扮演的主人公说过的那句名言:“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好吧,既然不知道,那就尽情地想象吧。

在保健品领域,创办刚刚两年的山东三株公司靠无所不用其极的营销战略实现了20亿元的销售额,总裁吴炳新为三株做“五年规划”:“1995年达到16亿-20亿元,发展速度为1 600%-2 000%,1996年增长速度回落到400%,达到100亿元,1997年速度回落到200%,达到300亿元,1998年速度回落到100%,达到600亿元,1999年以50%的速度增长,争取900亿元的销售额。”这一连串的“增长”和“回落”以广告和新闻报道的方式刊登在中国最著名的新闻报纸上,令人炫目和惊诧。到这年底,三株真的实现了80亿元的销售额,成为当之无愧的保健品大王。

在百货业,河南郑州一家叫亚细亚的商场是当时最炙手可热的标杆企业,它是全国第一家搞“微笑服务”和尝试连锁发展的商业公司。总经理王遂舟制订发展规划:“2000年前,在全国开设1 000家连锁商场,达到年销售额500亿元,排名全国商界第一,综合实力进入全国最大企业前十名,成为对中国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国际托拉斯。还要在北京或上海建造亚细亚摩天大厦,至少高120层,象征亚细亚这样一个历史丰碑。”这些发展规划经过专家的论证,被无比庄严地公之于众,没有人对这样的目标表示怀疑,这似乎是一个靠狂想就能实现理想的年代。

冰水两重天:国有企业的困境

当我们对发生在消费品市场上的激情故事津津乐道之后,接着就应该对1996年前后的中国企业形势有一个更全景式的俯瞰。事实上,当时的格局算得上是冰火两重天。“冰”的一面,是一直无法从低效率和旧体制中自拔的国有企业集群。1996年,预算内国有企业的净销售利润率降低到历史最低点,亏损总数是1985年的28.6倍。相对比,全国乡镇企业的产值增长22%,中外合资企业的所得税增长40%。这一年还是《破产法》颁布的第十个年头。从1986年到1990年,全国破产的国有企业只有121家。到1996年,企业破产达到高潮,总计6232家,超过了过去9年的总和:

由于效益不彰,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在这些年有增无减。国家统计局对天津、哈尔滨、沈阳、成都等15个大中城市的2600家国有工业企业的调查显示,到1994年年底,这些企业的资产总额为2 544亿元,负债却达2 007亿元,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78.9%,与10年前相比,资产增长了4.1倍,债务则增长了8.6倍。很多企业每天还在生产,但是制造出来的产品往往从生产线上搬下来,就直接拉进了仓库。到1996年年底,全国乡以上工业企业的库存产品总值已经达到1.32万亿元,而在1991年,这个数字是0.13万亿元。

1995年9月,《人民日报》刊登了长篇经济分析文章《来自“八五”的报告我国工业经济实力增强》,用极大的篇幅谈论了国有企业面临的三大困境:一是亏损居高不下,国有企业的亏损数每年以14.2%的速度增加,年均亏损超过500亿元,在全部亏损企业中,国有企业占70%以上;二是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库存产品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超过生产增长速度至少10个百分点;三是国有工业综合经济效益指数比“七五”时期()1986-1990)下降5.4%,资金利税率和成本利润率都低于非国有企业。这年7月份,国家体改委宣布,开始于1994年的百家现代企业试点工作将延期一年,也即从原定的1 996年年底延至1997年年底。公开宣布一项重大改革“延期”,这还是改革开放后的头一遭,从中人们都体味出了试点改革的百般艰辛。

国有企业大规模上市

连年亏损,效率低下,产品难卖,资金紧张,那么,国有企业是如何熬过这个寒冬期的呢?事实的真相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日渐活跃起来的中国资本市场给了这些企业输血和喘息的机会,

自1992年夏季的“深圳认购证事件”之后,决策层突然发现,股市可能是拯救国有企业的最佳手段。经济学家纷纷献策,指出“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是搞活和增强国有企业实力的战略选择”,中央政府在北京新组建证监会,将股票发行的权力从上海和深圳两个交易所“上缴”到了中央手中。从此实行一种全面扶持国有企业的“指标配额制”的上市机制,即由中央政府确定上市额度,然后按系统分配到各部委,按地域分配到各省、市、自治区。而各省、市、自治区及各部门拿到上市指标后,还要按自身系统进行分配。这些指标绝大多数被分配给了各地的国有企业。

就这样,“上市指标”成为政府救活国有企业的“最后一把米”。在上市的过程中,国家财政及银行对企业的拨款或贷款,先变成了债权,接着又变成了股权,然后通过股票发行都一股脑地卖给了股民。它一方面让已经陷人绝境的国有企业再次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另一方面还“意外”地解决了居民储蓄增长过快的“笼中虎难题”。然而,事后来看,这种制度安排使得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畸形的产物,它至少在四个方面存在先天的弊病。一是缺乏公平性,那些符合上市条件、经营效益好的民营企业很难得到上市的机会。二是上市公司的素质明显不好,很多指标被分配给了各地最大也是最困难的国有企业。三是存在大量的虚假报表现象,那些拿到配额的国有企业其实并不具备上市的条件,因此不得不进行大面积的、公开的财务作假,通过“资产剥离”、“产业重组”以及直接的做虚假报表等手段来达到上市的目的。四是因缺乏必要的监督,存在大量的权钱交易。

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中国资本市场变成了一个灰色和投机的冒险家乐园。那些上市的国有企业好像捡到了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其机制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改善。于是“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亏损”的现象比比皆是,不少企业,特别是各省市靠解困政策拿到指标的地方国有企业,迅速就把轻易融到的数千万元乃至数亿元资金都挥霍一空,然后便又沦落到了亏损的境地。便是在这样的时候,它们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壳资源”,一些有能力的资本玩家乘机进入,上下其手,兴风作浪,中国股市很快就将进入一个庄家狂舞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