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97 “世界不再令人着迷”(2)

 

企业『崩塌之年』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大环境下,那些超速发展而对风险毫无预警的著名企业都因各种不同的原因发生了可怕的雪崩,使得该年度成了企业史上的一个“崩塌之年”。
         1月,因“标王”而显赫一时的山东秦池酒厂被曝光“白酒勾兑”丑闻。在此之前,秦池的销售一直很旺盛,白酒罐装线从两年前的5条增加到了47条,它还被评为“中国企业形象最佳单位”。就当姬长孔兴冲冲地赴北京领奖的时候,《经济参考报》刊出一条爆炸性新闻,该报记者经调查发现,秦池在山东的基地每年只能生产3 000吨原酒,根本无法满足市场的翻番增加,因此,该厂从四川的一些酒厂大量收购原酒,运回山东后进行勾兑。
         这篇报道如滚雷般传到了全国各地,几乎在很短的时间里,它被无数报刊转载。  一直被媒体高高吹捧着的姬长孔根本不知道如何应付这样的局面,他唯一想到的办法是派人到报社做公关,表示愿意出数百万元“收购”这组报道。标王“就此“陨落”,年底秦池销售额从9.5亿元跌到6亿元,再一年跌到3亿元。2000年7月,秦池还不上300万元的货款,法院裁定拍卖“秦池”商标,公告发出,全国无一人应拍。
         也是1月,在南方的珠海,激情四射的史玉柱走到了悬崖边。巨人集团被曝光出现了财务危机,它发动的保健品大战耗费了所有的资金,同期在建的巨人大厦在完成地下工程之后就因为资金短缺而停了下来。1月12日,数十位债权人和一群闻讯赶来的媒体记者到巨人集团总部上门讨债。危机迅速被放大,种种关于巨人集团资产被查封、员工工资被拖欠、高层经理携款潜逃等负面新闻连篇累牍地出现在报刊上。根据当时的情况,只需要有1 000万元左右的资金,巨人大厦就可重新开建,诸多冲突就会被缓解,可是史玉柱就是没有办法找到这l 000万元。火力凶猛的报道终于把巨人集团彻底摧毁,品牌受到重大伤害,销售商拖欠货款不付,各地分公司纷纷瓦解。仅半年,巨人集团就宣告解体,史玉柱身无分文,惶惶然离开珠海这块伤心地。他游荡大江南北,最后辗转到南京蛰伏了下来。
         保健品行业的另一家明星企业三株集团的状况一点也不比巨人集团好。在1 996年实现了让人咂舌的80亿元销售额之后,公司管理上的混乱已经到了失控的边缘。为了追求高速度,三株广招人马,它在地区一级的子公司就多达300多家,县级办事处2 210个,乡镇一级的工作站则膨胀到13 个,直接吸纳的就业人员为15万以上。这支10多万人的销售大军如蝗虫一样在各地乱窜,种种夸大功效、诋毁对手的事件频频上演,单是1997年上半年,三株因“虚假广告”就遭到了起诉10多起。年底,三株销量出现大幅度滑坡,比上年锐减10个亿。吴炳新在年终大会上痛陈“十五大失误”,其中包括市场管理体制出现严重不适应、大企业的“恐龙病”严重以及财务管理出现严重失控等,三株危机震惊全国。
         作为90年代中期最高调的企业,三株集团的全面崩塌源于一个偶发事件。湖南省常德汉寿县一个退休老船工陈伯顺花428元买了10瓶三株口服液,服用后出现遍体红肿、全身瘙痒症状,不久后病发死亡,陈伯顺家属状告三株。1997年年底,常德法院认定三株口服液为不合格制品,并一审判决三株败诉。此案见报后,给风雨飘摇中的三株以致命一击。到1998年的5月,三株全面停产。让人唏嘘的是,1999年4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陈伯顺之死与三株无必然因果,三株集团胜诉。而此时,三株的销售体系已土崩瓦解,它留给中国商业界的只是一道耐人寻味的思考题:一个年销售额达80亿元的保健品帝国为何如此脆弱?
        保健品市场的信用崩盘和急速萎缩,祸及业内所有的激进企业。那家跟三株一样靠大言不惭的广告轰炸起家的沈阳飞龙此时也奄奄一息。年底,在风声鹤唳中,广州太阳神公司的创始人怀汉新也黯然宣布辞职。太阳神是最早因为多元化战略而付出代价的著名企业之一。就在销售额创纪录地达到13亿元之后,怀汉新吹响了多元化的号角,他将坚持多年的“以纵向发展为主,以横向发展为辅”的公司战略改为“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齐头并进”,一年之内上马了包括石油、房地产、化妆品、电脑、边贸、酒店业在内的20个项目,在新疆、云南、广东和山东相继组建了“经济发展总公司”,进行大规模的收购和投资活动。在此后的两年内,太阳神先后在这些项目中投入3.4亿元,而非常不幸的是,这些项目竟无一成功,却耗尽了太阳神的资金和精力。1996年公司出现1 100万元的亏损,1997年亏损扩大到1.59亿元,在香港上市的股票股价跌到惨不忍睹的每股9分港币。12月,怀汉新辞去总裁职务,从此深居简出,太阳神江河日下。
        在连锁商业领域风光无二的郑州亚细亚公司同样陷入了绝境。那个一心以日本八佰伴为榜样、想要成为中国商业第一人的王遂舟看上去是一个雄心过于膨胀的企业家,他开在各地的亚细亚商场无一赢利。1997年3月15日,凄风苦雨中的王遂舟向他的部属们宣布了辞职的决定,亚细亚集团负债6.15亿元,资产负债率为168%。在刚刚兴起的互联网领域,第一个败局也即将出现。瀛海威始终没有找到成长的方向,它的全能型、收费式运营模式显然没有得到网民的认同。到9月,网站月收入下跌到30万元,尽管开展了大规模的巡回推广活动,全国的注册网民数只有6万人。
        当我们回望1997年的时候,总是会想起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那句名言:“世界不再令人着迷。”在过去的10多年里,中国最出色和成长最快的企业大多数出现在日用消费品和家用电器领域。1997年发生的这些崩塌,意味着这两大明星产业的“狂飙时代”已经基本结束。

对产权改造的质疑和争论

事实上,由“诸城经验”而来的中小国有企业产权改造试验,在一开始进行得并不顺利它受到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击。一些人士撰写“万言书”对产权改造提出质疑,认为这势必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面积流失。他们认为“放小”改革就是“以改造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名,行否定公有制之实”,“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补充的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发展势头异常迅猛,已经威胁到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这些言论出现在某些理论刊物和新闻媒体上,形成了一股很浓厚的批判氛围。而支持改革的学者们也开展了针锋相对的辩驳,吴敬琏撰文说:“改革已经推进到传统体制的核心部分,而在这个领域内传统思想的影响又表现得特别强烈和有害。”
        在这场大辩论中,那些反对者提不出对现实状况有改进效果的经济方案,而全国的国有和集体企业确乎已到了非改不可、不改就死的局面。这年1月,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出炉,各项数据表明,局势已到了十分危险的底部,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只有3.29%,大大低于一年期以上的存款利率。在39个大的行业中,有18个是全行业亏损,国有工业的负债总额已占到所有制权益的1.92倍,企业自有资产不足以抵偿其债务,换言之,就是整个国有企业集团已处在资不抵债的境地。有关部门在一份提交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以一系列数据证明,在其他一切条件(包括劳动时间、税收等)都相同的情况下,国企的劳动成本要比私企高许多,这就是国企无法同私企竞争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场火药味很浓的争论在9月12日得到了终结,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在报告中对传统的公有制理论做出重大修正,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和凌志军在畅销一时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1998年出版)一书中,将此次关于姓“公”姓“私”的争论视为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1992年(关于姓“社”姓“资”的讨论)之后第三次重大的思想交锋,而十五大的召开则表明中国开始了第三次“思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