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97 “世界不再令人着迷”(3)  

 

苏南模式的终结

在中央高层和社会改革力量的推动下,一场大规模的产权清晰化运动如期而至,它将于1 998年进入高潮期。在这场影响深远的产权改革运动中,苏南模式的终结是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重大事件。在过去20年的企业史上,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与以私营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是两大企业成长路径。后者遭遇无数质疑和磨难却始终曲折地壮大,前者则在无数的推崇和扶持下,渐渐落入了体制滞后的困局。

跟“温州模式”一样,社会学家费孝通是“苏南模式”的概念提出者,他在1984年发表的《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写道,80年代初,江苏农民没有把社队企业分掉,而是通过工业保存下了集体经济实体,又借助上海经济技术的辐射和扩散,以乡镇企业为名而继续发展,“我称之为苏南模式”。很多学者用西方的经济学名词将这种模式称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5年,它依靠其公有制性质和较国有企业灵活的运行体制以及“船小好掉头”等优势,迅速成为全国最先进的企业模式。在温州模式被不断打压的时候,苏南模式却因其纯正而显赫的集体性质大放光芒,这里也因此成为中国乡镇经济最活跃和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然而,到90年代中期之后,集体经济的弊端渐渐显露和严重起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企不分,苏南模式的特点就是党、政、经、社四合一,很多著名的企业都是由一个行政村整体翻牌过来的行政性公司,厂长经理与镇长、乡长是可以相互兼任的。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企业经营目标的多元化,企业一旦做大就成了一个“怪胎”。二是“产权空心化”。“人人所有,人人没有”的产权特征使得原本灵活的企业渐渐染上了“国企病”,出现了“厂长负盈不负亏”、“穷庙富和尚”等现象。以直言而著称的经济学家董辅?在考察苏南之后,很直率地说,“说白了,苏南模式就是二国营”。三是企业“政绩化”。“干部经济”直接导致了“政绩经济”,苏南各地为了拉抬国内生产总值,大规模地搞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四是效益大幅下滑,业绩作假成风。多年以来,苏南模式以根正苗红而成为全国典范,其改革效应关乎诸多官员的升迁乌纱帽。于是,为了让“经济数字”年年上升,作假之风盛行苏南。

苏南模式的体制困局到90年代中期已经暴露无遗,除了极少数企业靠特殊的机缘完成了产权改制之外,大多数企业仍然深陷在日渐暗淡的光环中。从1995年起,苏南一些干部和企业家开始悄悄往温州跑。他们放下身架,研究起那种陌生的、在过去还被他们嘲笑过的“非驴非马经济”。很快,股份合作制被引入苏南,在宜兴、无锡等地被尝试。到1997年,随着产权改革浪潮日渐被中央认可,对苏南模式的反思日渐成为主流的声音。其后几年反思文章层出不穷,苏南模式从开始松动到真正走到终点,将经历数年的阵痛与曲折,到2002年年底,在苏南地区有93%的乡镇集体企业通过各种方式“改制”成了私营企业。

苏南模式的终结,意味着集体经济的一次脱胎换骨,在更广泛的时空跨度内,它标志着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试验的合作社制度及后来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基层经济组织中的彻底淡出。一种更为市场化的、以产权人格化为特征的企业制度终于成为主流的企业成长模式,

“国退民进”新战略

亚洲金融风暴的袭来,给中国企业变革带来的另一个意义深远的影响是,它彻底击碎了人们对日韩财团企业模式的膜拜,尤其是被视为仿效标杆的大宇集团的窘境让决策层重新思考大企业的培植思路。在1996年刚刚形成的“抓大”战略“意外”地改弦易辙了。当时的“抓大”思路是,“由国家主导,重点扶持若干家优势企业向财团模式发展,使之成为有国际竞争能力、代表中国实力的巨型公司”。可是日韩财团在金融风暴中暴露出的脆弱,让中央政府对这条路径彻底失去了信心。连大宇这样的企业都无法抵抗国际金融资本的袭击,那么中国的“类大宇”企业们能够逃脱这种命运吗?

于是,一种新的“国退民进”的新战略出现了,它的基本思路是,国有资本从完全竞争领域中大面积退出。在一份报告中,专家们建议国营企业应该从164个竞争性行业中“坚决撤出”,同时在上游能源性行业中强势地形成垄断格局,这些行业包括钢铁、能源、汽车、航空、电信、电力、银行、保险、媒体、大型机械、军工等。在这些领域,政府将竭力排斥民间及国际资本的竞争,通过强化垄断来保证国营企业的既得利益,作为国营资本的所有者,国营企业的角色不是被削弱而是更为增强了,

这个中国式转轨在1997年十分微妙地出现了。很显然,这是一种与上一年完全不同的“抓大”战略,在随后的10多年里它一直被坚定地执行着,并最终把中国带进了一个国家商业主义的时代。一个留在1997年的悬念是,如果金融风暴没有爆发或迟两年爆发,后来的中国公司将呈现一派怎样的景象?

历史没有假设。中国公司在财团式成长的道路上折途而返。它造成的最直接的后果是,那些先前被列入500强培植名单的“种子企业”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因为根据新的国资退出原则,从事家电业的海尔和长虹、计算机业的北大方正、制药业的华北医药以及造船业的江南造船厂等都不处在被政策保护的垄断性行业,而这也正是当初它们被选中的原因,因此对它们的倾斜扶持便一一落空了。我们即将看到的事实是,到2007年年底,中国已有22家企业出现在《财富》“世界500强”名单中,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垄断型国有控股企业,而10年前确定的6家“种子公司”,除了宝钢之外,其余5家企业都没有按照“既定时间表”进入“世界500强”。

互联网元年

在晦明不定的1997年,还是有令人兴奋的商业事件发生。值得记住的起码有两件,第一件当然还是出现在互联网产业,丁磊、王志东和张朝阳三个年轻人把中国带进了“互联网元年”。另一件也很有历史意义,那个创办了深圳华为公司的任正非搞出了一个“基本法”,

这年6月,26岁的丁磊在广州创办了网易公司,员工3人,注册资金20万元,办公面积7平方米。丁磊的想法很简单,如果人们要在互联网上联系,那一定要一个自己的“房间”和“信箱”吧。于是,他写出了第一个中文个人主页服务系统和免费邮箱系统,网站域名他想到用数字163来表示。至于网易怎么赚钱,他日后说,“如果当初就想靠做站点赚钱,我可能就把路走错了,当时我一心想着靠写软件赚钱”。丁磊无意中证明了中国互联网产业的一个“真理”一“唯有免费才能生存”。免费的网易邮箱和个人主页让它的注册用户快速增长,到1998年5月,在CNNIC公布的全国中文网站排名中,网易名列首位。9月,丁磊顺势转型,将网易改造成了一个类似雅虎的门户网站。

10月,29岁的软件工程师王志东领导的四通利方获得了来自美国华登集团、美洲银行罗世公司及艾芬豪国际集团的650万美元风险投资,这是中国互联网获得的第一笔风险投资。不过就是在这样的时候,王志东们还是不知道该把公司带到哪里去,在一个产业胚胎刚刚成形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出口在哪里,于是有时候,偶然的机遇或不经意的一瞥竟会成为日后成功的起点。就在世界杯期间,体育文字编辑陈彤去北京国贸中心拜访惠普公司。在一间办公室等朋友的时候,陈彤在一张桌子上随手翻看一份公司内部刊物,无意间他读到一段文字,说在美国,互联网访问量最高的是新闻频道而是一个忙乱不堪的日子,谁提出一个创意谁就可以占到一个山头,他很自然地成了新闻频道的创办人。年底,四通利方宣布并购北美网站华渊资讯网,并更名为新浪网。日后,它成为中国网络界影响力最大的第一新闻门户网站。

也是在这一年的1月初,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张朝阳也创办了他的网站爱特信ITC,他22.5万美元的创始资金来自两位美国教授,其中一位就是写出了《数字化生存》①的尼葛洛庞帝。网站一开始没有内容,张朝阳就把《数字化生存》先放了上去。对于未来怎么赚钱,他也一点没有底,最初的想法是承揽网页制作业务。到12月,22.5万美元就花光了,张朝阳只好再向投资人求救,磨破嘴皮子好说歹说又拿到10万美元。1998年2月,张朝阳也跟丁磊一样想到了在中国“克隆”雅虎,他搞出了一个中文网页目录搜索的软件,连网站名字都模仿雅虎叫“搜狐”。跟当时英文不好的丁磊和王志东比,“海归派”的张朝阳有先天的国际优势,他以尼葛洛庞帝的弟子自居,在国内和海外媒体上频频露面。很快,他融到了英特尔和道琼斯的215万美元投资,10月,他以“中国代表”的角色被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评为“全球50位数字英雄”之一。就这样,这个陕西青年成了中国网络经济中的第一个英雄式人物。

丁磊、王志东和张朝阳的集体出现,宣告了中国互联网元年的到来。在这个创始时刻,我们已经看到了门户网站、搜索引擎以及风险投资等全新的商业概念。更有意义的是,这些网络公司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自觉地置身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中,并有着清晰的产权结构,完全摆脱了过去10多年的所有制困扰。这是一个没有“制度原罪”的产业,是一次发生在阳光下的财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