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80 告别浪漫的年代(1)

 

陈春先办起国内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

陈春先,是中科院出名的科学才子,他早年留学苏联,因成绩优异曾经受到过斯大林的接见。他的学科专项是十分前沿的核聚变,他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托卡马克装置,并在合肥创建了中国的核聚变基地。1978年,中科院评聘第一批教授级研究员,全院只有十个名额,他和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一起上榜。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作为中国最重量级的科学家之一三次访问美国,而这三次考察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

陈春先去了著名的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他深深为那两个地方高科技公司的繁荣而心动不已。报国心切的陈春先直觉地认为,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硅谷,让那些沉睡在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可以转化成有市场价值的商品。回国后,他多次在各种场合发言呼吁。在他的方案中,甚至已经圈定了“中国硅谷”的地点,那就是他工作所在的中关村。中关村是北京城北面的一个小村庄的名字。1952年,中国科学院定址于此,再一年,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又在这个小村的北部形成一个教研院区。日后,中关村一带先后建起了中科院的几个重点研究所和大面积的员工宿舍,成为科研人员聚集度很高的一个区域。

陈春先在第三次考察回国后,终于决定从自己做起,来催生出中国的硅谷。在年关将近之际,陈春先在中关村的一个仓库办起了国内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陈春先为服务部所设定的经营原则后来成为中国民营高科技公司创办的共同规律,那就是:科技人员走出研究院所,遵循科技转化规律、市场经济规律,不要国家拨款,不占国家编制,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依法自主决策。三年后,在没有国家任何投资的前提下,中关村赫然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电子一条街”,到1992年,这里的民营科技公司达到5180家。

深圳经济特区创办,签订第一块土地出租协议

“特区”这个经济名词是中国人的一个新发明,它的发明人是邓小平。在上一年的4月,他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商讨开放事宜,提出在深圳建立一个新的开放区域,全力引进外来资本,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并且建议这个开放区域就叫“特区”。

在邓小平提出“特区”这个概念的时候,袁庚已经奔赴南方去启动他的蛇口工业区了。“特区”一词既出,心领神会的习仲勋马上加快了开放的速度。很快,到7月15日,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就形成了,报告明确提出:“在深圳、珠海和汕头试办出口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事业。三个特区建设也要有步骤地进行,先重点抓好深圳市的建设。”

深圳特区的创办思路渐渐明确下来,它被明确定义为“经济特区”。国家拿出3000万元贷款,专供开发深圳经济特区—这个数字的微不足道与日后开发浦东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见,特区在当时纯属试验性质,中央政府对之并不抱战略性期望。深圳由一个县级城市一跃而升格为正地级市。深圳市的总面积2020平方公里,划为经济特区的总面积有327平方公里,东西长50余公里,南北平均宽度为6公里多。从飞机上鸟瞰特区全貌,仿佛是条狭长的海带漂浮在山脚下、大海边。其中可规划开发的有110平方公里。

面积大则大矣,却还是只有3000万元的贷款—这点钱还不够搞2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开发者百思之下唯有一计可施,那就是出租土地,用地金来换现金。这个想法,在当时国内可谓“大逆不道”。反对者的理由很简单:共产党的国土怎么可以出租给资本家?当时一位叫骆锦星的房地产局干部翻遍马列原著,终于在《列宁全集》中查出列宁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来:“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转交给社会。”据说,当时的深圳干部人人会背这段语录,有考察和质问者远道前来,他们就流利地背诵给那些人听。

深圳第一块土地出租协议,便签订于1980年的1月1日。第一个吃螃蟹的香港商人名叫刘天竹,跟他谈生意的就是那个在《列宁全集》中找到了恩格斯原话的骆锦星。刘天竹开发的这个楼盘叫“东湖丽苑”,第一期共有108套新房,他把房子的图纸设计出来后就开始在香港叫卖,仅三天,108套还在图纸上的房子就一售而空了。“东湖丽苑”的一炮成功,让深圳人大大开窍,他们很快拿出新方案,提出了收取土地使用费的思路,每平方米收取土地使用费4500港币,这个地价仅相当于对岸的香港的十一分之一。从1980年至1985年的五年里,深圳实际利用外资12.8亿元,累计完成基建投资76.3亿元,初步形成了九个工业区,香港和国外商人纷纷涌进特区办厂、开公司。

中央高调处理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事故

1980年8月,一个被隐瞒了大半年的重大企业事故突然遭到处理,这无疑又成为当年最引人注目的新闻事件。这个企业事故是发生于上一年11月24日的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事故。在那次恶性事件中,因为管理和指挥上的不当,造成72名石油工人的死亡。在翻船事件发生后,各个管理层面又互相推诿以致延误了抢救时间,让70多个工人被活活冻死在海上。

国务院以一种超乎寻常的高调来处理“渤海2号事件”,全国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对此进行了声讨式的报道。石油部长被免职,主管石油的副总理、50年代大庆会战的功臣康世恩被公开处以记大过处分。对“渤海2号事件”的高调处理,在当时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它似乎在预告,过去那种动员式、政治运动式的经济工作方式已不适用。从长远看,这次“舆论大攻击”象征性地终结了“文革”时代的那些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经济发展理念,“人在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渐渐淡出主流媒体,人们开始用科学和管理的思路来领导和治理自己的企业。

在中国企业史上,渤海2号不是最严重的一起事故,但在当时却被“举国讨之”。除了国家要用严格的管理手段之外,更有媒体人和文化人的顺势跟进,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发给全国媒体采用的新闻通稿《渤海二号翻船真相》中写道:“在我们国家里就有这样一种不合理的制度:了解情况的人无权做决定,做决定的人又不了解情况。”很显然,在1980年,“渤海2号事件”已经由一起企业事故演变成一场冲击观念和人文反思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