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2000 曙光后的冬天(2)

 

电信公司受到质疑

专制带来效率,垄断产生效益。其实从一开始,人们就对垄断行业的暴利现象提出了质疑。最早成为靶子的是跟每户家庭有关的电信公司。1999年,中国电信实现收入2295亿无,年度增长25%。有专家对电信的收费制度提出了疑问。根据当地电信收费的规定,消费者拨打电话,不足3分钟的都要按3分钟来交费,有人计算了一下,电信公司每年因此多收的费用高达266亿元。

这年3月,浙江大学107位教授联名致信政府和媒体,对电信公司的另一个收费制度---『计时收费从对方接听电话开始』提出投诉。联名信的发起人郑强教授说,我们有很多打通但没人接听的电话,都是自己挂断的,却被电信局收了费。他们提供了厚厚一叠话费清单,在一张共有50次长途通话记录的清单上,短于30秒的通话情况共出现5次。还有一页明细间,23个电话中『超短时长话』出现了10次。细心的教授们还专门做了一个测试,他们拨打了多次『振铃』但其实并未接通的长途电话,结果在电信局打印的长话明细间上都被收了费。教授们希望,对那些不明不白多付的钱要给个『说法』。

杭州电信局跟12名教授代表进行了对话。电信局人士给出的解释是:『造成超短时收费,有可能是对方线路上有传真机、录音电话、服务器等,也有可能对方手滑,电话刚拿起来就掉了,杭州电信肯定没有问题。』对话不欢而散。资费调整和『振铃新闻』都热闹一时,最后还是不了了之。电信公司的价格松动最后还是靠市场竞争来推动的。

2000年12月,为了扶持日渐衰落的铁路交通部门,国务院批准铁道部成立中国铁道通信信息有限责任公司,特许它开展固定电话通信业务。铁通一成立,开门第一招就是宣布电话的初装费为600元。在过去的几年里,电话初装费一直是电信公司利润最稳定和丰厚的一块,在消费者的多年呼吁下,这笔费用从5500元降到了1250元,却再不肯往下降。这次铁通冲了进来,战略自然要调整,中国电信迅速做出反应,宣布取消初装费。铁通想从『垄断之碗』中大抢一把的算盘落了空,反倒意外给了全中国的消费者实惠。

对国有企业管理的『黑色幽默』

如果说对垄断行业的战略重组颇为成效的话,那么如何对国有企业进行有效管理仍然是一件让人头痛的事情。于是,一些很有点『黑色幽默』的新闻层出不穷。这年6月,国家工商总局突然出台了一个政策,宣布国有企业如果要做广告,其投放金额必须控制在企业销售收入税前比例的2%。这条『禁令』据称是为了防止国有企业乱投广告,浪费国家财产。『广告限额令』一下,企业顿时乱作一团,仅仅半年多,工商局只好再做补充条款,宣布制药、食品、日化和家电企业这些最有广告投放冲动的行业可以把广告投放比例提高到8%。很快,这条『限额令』再也没有人提及了。

比广告限额更荒唐的政策当然还有。为了防止国有药店互相竞争抢生意,一些地方的药监部门专门出台了一项政策,规定『500米范围内不准开设第二家零售药店』,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有点哭笑不得地提问说:『政府怎么保证得了500米以上就是合理布局?它就是50米内开5家店,是赚是赔自有药店经营者承担后果,何须要政府劳神呢?』周教授的设问很有力,不过还是有人提出反诘:『如果那些国有药店亏损了,还不是要政府来给它们擦屁股?』两个问题,又把延续了20多年的矛盾扯到了体制上。

发生在航空业的故事也很有典型性。自90年代以来,各地建航空公司的热情大涨,先后冒出来大大小小34家国有航空公司,成为全球航空公司数目最多的国家。这些公司为了抢夺客源,纷纷开展打折竞销。据称在1998年一年,各大航空公司共让利了50亿元,到1999年初,全行业陷入亏损。民航总局终于忍无可忍,它以『竞相打折的做法导致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必须要制止』为理由,于这一年的2月下达『禁折令』,严令各公司一律不得再打折。此令一出舆论哗然,纷纷指责民航总局置行业利益于消费者之上,靠行政手腕干扰市场竞争。

厦门远华走私案

这年,中国企业界最具爆炸性的新闻有三条,一是厦门远华走私案告破,二是彩电业初次出现全行业亏损,三是基金业黑幕被曝光。远华大案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经济犯罪案件。11月8日,中纪委、监察部向社会通报了这起特大走私案的查处情况。

主犯赖昌星,1958年出生于晋江市青阳镇。晋江是改革开放早期商品流通最活跃、走私最为猖獗的地区之一。从1994年起,赖昌星就在厦门构建了一个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走私王国』。经查明,1996-1999年上半年,赖昌星在厦门关区走私进口成品油450多万吨、植物油45万余吨、香烟300多万箱、汽车3588辆,以及大量西药原料、化工原料、纺织原料、电子机械等货物,价值高达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

如此巨额的走私活动若无官员协助断无可能,远华案发之后,赖昌星拉拢官员的种种手法都被曝光。为讨好公安部副部长、全国打击走私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纪周,赖昌星向他在美国的女儿一次性汇款50万美元,还为李纪周妻子的公司送去100万元人民币。他出资160多万元为厦门市副市长蓝甫在澳大利亚上学的儿子购买别墅,还出资1000多万元替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包养情妇。远华在厦门市湖里区华光路有一座外表平常的7层砖红色小楼,当地人称为『红楼』。赖昌星将之装潢豪华,内设包房、桑拿、KTV等娱乐设施,专门用来招待各路官员,厦门多名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及银行行长是红楼的常客。

在赖昌星的拉拢下,厦门市的很多政府部门相继『沦陷』。厦门海关几乎就是为赖家所开,远华有专门的中转点『海鑫堆场』,货物从港口直接拉到堆场后,海关人员先是圈定要查验的集装箱箱号,走私分子则立即根据集装箱号单,将装有香烟、汽车等高税率的走私货物集装箱掏空,再填进事先准备好的木浆、聚丙烯等低税率且与报送品名相符的货物,办妥手续交付海关查验。经过如此一番『倒柜』,走私物品就顺利入关。厦门商检局为远华提供虚假的『鉴定证明』,使走私货物『合法化』。福建一些地方公安机关为走私汽车非法办理汽车罚没证明,使几千辆走私汽车流入国内市场。

远华案被中央通报的时候,赖昌星已于上年8月潜逃加拿大。2001年,远华案公寓,三百多人被起诉定罪,其中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被判处死刑,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厦门市委原副书记刘丰、张宗绪、副市长蓝甫等均被判死缓或无期徒刑。2001年8月,为了警示全民,有关部门在赖昌星的『红楼』举办《查处厦门特大走私案展览》。在短短50多天时间里,近20万人、1300多个团体参观了『红楼展』,它成为厦门最热门的『景点』。这个展览进行了将近两个月,『红楼』宣布被『永久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