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2001 入世与出局(2)

 

跨国公司对华政策的新变化

对于另一个利益集团—跨国公司而言,中国加入WTO也同样意味着战略的重大调整。它在三个层面上发生的变化是显著的。

一是跨国公司的行业选择出现了微妙的转变,它们开始从竞争性领域进入垄断或准垄断领域。在改革开放的前、中期,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绝大多数是在完全竞争市场领域,获得最大成功的是生产饮料的可口可乐和生产洗发水的宝洁,以及家电业的日本公司。然而现在,跨国公司开始转入资源性行业,它们获得了优先的投资合作权。最有说服力的案例是通用电气的战略转变,这家在1992年就进入中国的大公司一直发展很不顺利,它生产的灯光无法跟乡镇企业竞争。通用电气现在将重点从民用产品转移到技术含量更高的基础工程上,通用电气的工业照明、医疗设备、燃气轮机、风机、水电发电设备、飞机发动机、工业性集团的电力输送等项目投资都在中国获得很好的回报,这些领域绝大多数是民营资本的禁入地带。

二是跨国公司的金融性投资大大增加。2001年之前,在中国获得成功并广为人知的全是实业投资型企业。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被称为『门口的野蛮人』的国际金融资本开始跃跃欲试。然而,由于中国汇率制度的独立性,它们很难找到切入的机会。中国加入WTO之后,金融市场的开放被排上了时间表,各大跨国金融机构明显加快了对中国的业务布局。就在2001年前后,汇丰、花旗、友邦、渣打等银行相继把地区总部从新加坡或香港迁到了上海。早在6年前,摩根士丹就与中国建设银行等组建了『迄今为止本土唯一和最优秀的一家合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金公司)』。在过去几年里,几乎所有的大型国有垄断企业的资本重组都与中金有关。2001年10月,中国首次允许外资介入不良资产处置,在第一次招标会上,摩根士丹独家获得价值108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包,这些不良资产分布在全国18个省市,波及地产、纺织、冶金、医药等行业的254个公司和工厂,其中绝大多数为国有企业。

三是跨国企业的独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外资办厂都要在国内有一个合资的伙伴。如今这个限制逐渐取消,一些已经合资的跨国企业自以为立足已稳,于是便通过各种手法逼退中方的投资人。这年冬天,日本松下向媒体证实:『在中国设立的50家松下合资企业都将谋求独资』。生产手机的美国摩托罗拉公司也做出了这样的决策。独资行动更为坚决并不惜与中方『兵戎相见』的还有百事可乐。百事当时在中国已经设立了15家合资灌装厂,这年9月,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在山东成立独资公司,宣布将青岛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此前百事已经在山东成立了合资工厂,两家百事公司针对青岛市场展开了价格战,一时间让外界看得一头雾水。百事还试图逼退四川成都的中方合作者,在谈判不合的情况下,美方宣布大幅提高浓缩液价格,并不批准四川百事生产更多牌子的饮料。美方的强势和野蛮引起了中方合资灌装厂的集体反抗和抵制。美国百事可乐公司向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法院提出与成都的中方合作者解除合作的请求,此案被称为『中国加入WTO第一仲裁案』,瑞典法庭最终裁决终止商标许可合同和浓缩液供应协议,百事完胜。

刘永好对垄断的突破

随着中国加入WTO,三大资本集团(跨国资本、国有资本、民营资本)的博弈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跨国和国有这两大强势资本在利益分配和重组上达成了新的共识。在众多的竞争性市场获得极大成功的民营资本则越来越被边缘化了。只有极少数的人获得了象征性的成功。这一年,至少有三个人在一向不对民营资本开放的领域取得了突破。第一个是著名的四川刘家兄弟的老三刘永好。

5月,刘永好宣布持有民生银行7.98%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民生银行创建于改革气氛空前浓烈的1996年。在当时的全国工商联主席、老资格的金融专家经叔平的倡议下,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民生银行。经叔平出任董事长,发起的股东中包括几个加入全国工商联的知名民营企业家,其中,出任副主席的刘永好出资865万元成为第一批股东单位。就这样,在国有银行全面垄断的金融领域,民生银行背靠半官方色彩的全国工商联得以出世,它固然弱小,却是唯一试验性质的、产权清晰的商业银行。

在后来几年里,宏观形势动荡,民生银行效益起伏颇大,股东几进几出。眼光远大的刘永好却坚持不懈地收购着民生银行的股份,其持股比例悄然上升。2000年11月,民生银行获准在上海证交所挂牌上市,其独特身份引来资本市场的追捧,申购新股冻结资金超过4000亿元,创下当时的全国记录。刘家兄弟当年靠鹌鹑起家,靠生产饲料致富,如今又因特殊机缘曲折进入金融领域,自然引来人们无穷的羡慕与猜想。与刘永好一样,同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靠民生银行的改革效应而进入金融领域的民营企业家还有东方集团的张宏伟和泛海集团的卢志强等人。在2001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刘永好和他的家族赫然排名榜首。

吴鹰和他的小灵通

如果说刘永好等人是因『改革示范』而巧入垄断之局的话,那么,吴鹰和他的小灵通则得益于国有垄断企业之间的内战。同样是在这年的《福布斯》富豪榜上,吴鹰名列第19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手机的普及,移动通信产业空前兴旺,而控制这个市场的是两大移动服务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相对而言,过去的行业老大中国电信则因此只能从事固定电话业务而无法分到一杯羹。就在这样的时候,曾经在著名的美国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中国留学生吴鹰看到了切入的商机。他把一项由日本人发明的PHS(流动市话)无线技术引入了中国。这种技术可利用已有的固定电话网,以无线接入的方式提供无线通信服务。它最大的弱点是信号很差,有时候在房屋内甚至收听不畅,因此在发明地日本,这是一个被放弃的边缘性技术。可是在中国,它却成了中国电信的『救命稻草』,因为有了这个技术,就可以曲线进入移动电信市场,而两大移动服务商高昂的通话服务费用,无疑为中国电信的进入提供了巨大的利益空间。

吴鹰成立的UT斯达康公司成了PHS项目的设备供应商,他为这款手机起名叫『小灵通』。1997年12月,第一个『小灵通』无线市话试点在浙江省余杭市开通。当地消费者被告知,小灵通的通话费是3分钟0.2元,而中国移动或中国联通的GSM手机是1分钟0.5元,价差7.5倍,再加上小灵通接来电不收费,同样一通电话,小灵通和GSM之间价差在10倍左右。仅仅3个月,余杭的小灵通用户数就赶上了移动和联通的总和。就这样,一项边缘技术意外地在中国引爆了一场垄断企业之间的电信大战。中国电信在全国上百个城市同时推广小灵通,到2001年,除了北京、上海等极少数大城市外,小灵通业务全线开通,用户超过6000万。

中国电信对小灵通的强势推广,自然让设备供应商UT斯达康获得惊人的成长。2000年3月3日,UT斯达康公司在美国上市,在此后的连续17个季度里,公司绘出了一道完美的成长曲线,其业绩表现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是表现最为优异的中国股。2002年,UT斯达康市值高达260亿元。吴鹰被视为传奇式的CEO,他被评为『中国十大新锐人物』和『2001年中国十大最具人气企业家』,美国《商业周刊》还曾将他选为拯救亚洲金融危机的『亚洲50位明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