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2002 中国制造(2)

 

顾雏军得手科龙

如果说,地方官员在健力宝风波中展现了猜疑和意气用事的一面,那么同样发生在华南的科龙事件则透露出另外的一种介入思路。这年1月,一个叫顾雏军的人突然成为科龙的新主人。

自从1998年年底,创办人潘宁以『莫须有』的理由突然『辞职』之后,这家中国家电业最具高科技特质、效益最好的企业从此陷入了神秘的动荡之中。潘宁离去后,接替他的是多年助手王国瑞。王国瑞就任一年半后又宣布『辞职』,容桂镇镇长徐铁峰拍马上阵,亲自出任科龙总裁。2000年,科龙报亏6.78亿元。对于这家已经稳居中国冰箱行业老大的明星公司而言,巨额亏损无疑是向市场投掷了一颗大炸弹,市场对此的反应几乎可以用『骇人听闻』来形容。

2001年10月31日,全国各大媒体的财经记者在毫无预兆的情形下得到一条消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格林柯尔公司成为制冷家电龙头企业科龙的第一大股东。格林柯尔以5.6亿元收购科龙电器20.6%的股权。顾雏军是一个经历很可疑的企业家。他30岁时曾经『发明』了一套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顾氏』热力循环理论,号称能够生产节能型空调。1991年,他在惠州办了一家空调工厂,广告自称是『目前世界上耗电最省的家用空调器』,后来被技术监督局认定质量不合格,硬是把厂子给查封了。然后他接着在天津新建了一家无氟冷剂工厂,名字是『格林柯尔』。2000年,格林柯尔在香港创业板上市,上市第一年,格林柯尔就宣布实现利润2.69亿元。

顾雏军后来也详细地回忆了收购科龙前后的情形:『2001年9月27日签约的时候,我们只知道可能亏损1个亿,到11月底,告诉我们亏损可能超过6亿元。当时我们大吃一惊,而签的协议已经公告,这种情况下,我们回去开了一个会,最后得出的结论,科龙的成本控制是有大问题的,如果做得很严格,赢利是有可能的。我2002年1月进入科龙,3月份的时候审计报告出来,科龙竟亏损15亿元,我们担心那么大的亏损让债权银行失去信心,就决定通过购并收回了3个亿。大概有半年到8个月的时间,银行对科龙都是只收不贷。』

在顾雏军接手后的2002年4月,科龙电器按惯例公布年报:在上年度亏损6亿多元的基础上,公司年度继续报亏15.55亿元,两年连续亏损掉22亿元,创下中国家电上市公司之最。由这些数据和回忆,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顾雏军得到的科龙是一具已经被掏空的虚弱躯体。在顾雏军入主之后,科龙出现过短暂的复兴,但很快,随着顾雏军展开疯狂的购并风暴,科龙资金再度被大量挪用。2005年,科龙出现36.93亿元的巨额亏损,一举刷新了当年度内地上市公司亏损记录,公司的净资产则为-10.90亿元。一家曾经最被看好的家电企业在隐晦的产权游戏中成了牺牲品。

春兰改制宣告搁浅

春兰改制有很强的标本意义。春兰的前身是江苏泰州一家濒临破产的县办集体企业---泰州冷气设备厂,1985年,其资产为280万元,负债550万元。在陶建幸的经营下,春兰在空调市场上异军突起,到1994年,春兰成为中国最大空调生产基地、世界空调七强之一。2000年,春兰的资产规模达到120亿元,净资产80亿元,成为中国家电业的翘楚。

2000年10月,在产权改革声浪渐起,『苏南模式』开始大规模转型的背景下,春兰董事会发出公告,宣布在不波及国有资产的前提下,春兰集团公司从近50亿元的集体资产中切割25%,用现金按1:1的比例向经营层和万余名员工进行量化配股。陶建幸认为,春兰改制符合中央政策,因此高调推行。他看上去已经考虑到了种种可能存在的隐患,比如,改制方案明确规定,公司不得以包括担保、资助、借款等在内的任何形式帮助任何人购买公司股份。为了解决技术性问题,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和春兰方面达成协议,两家银行以股票质押方式向春兰全体员工提供90%的贷款。为了『避嫌』,陶建幸还拒绝接受其他人提出的管理层控大股的建议,而是实行『普惠制』,这也意味着他主动放弃了超过价值数亿元的股份。

陶建幸的自信和高调,意外地让自己成了舆论讨论的焦点。有人计算说,春兰改制将一夜之间造就上千个百万富翁、上百个千万富翁以及数个亿万富翁,陶建幸本人的财富自然成了最大的聚集。改制前,他的月薪为3500元,而根据改制方案,他估算可得5000万元(股)左右。于是,种种质疑追踪而来,第一个质疑是,『春兰到底姓啥?』有人设问道,『春兰的国有股份所占比重为75%,按照春兰的方案,在员工购买股份时还将以1:1的比例配给职工分红权(干股),那么这部分分红权从何而来?是否意味着国有股东放弃其分红权利而让出了一块?这是否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第二个质疑是,『陶建幸凭什么?』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一个享受显赫政治地位的改革人物,一夜之间『摇身』变成亿万富翁,跟传统的价值判断实在存在很大的认知落差。最后一个更大的质疑是,『春兰效应将带来什么?』有人评论说,『当前中国贫富差距正在拉大,其中最主要的表现之一,是一些经营者在国有企业的产权改制过程中,实现了财富的迅速膨胀。如果转制成功,陶建幸便可能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先锋和财富的标兵。春兰集团的举动向世人显示:干国有企业照样可以成为富翁』。

这都是一些很难正面回答的质疑,在某种意义上,它几乎触及了企业改革中一直被隐晦回避的制度和道德底线。一个叫张涌的经济观察者评论说:『春兰改制尽管从经济理论上讲,似乎并无不妥之处,但所影响到的人数之多、钱数之多前所未见,这样的量化,实在吓人一跳。』『吓人一跳』的结果是,春兰改制『见光而夭』。事实上,在春兰改制新闻公之于世的时候,其员工持股计划已基本完成。但是,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改制戛然而止,春兰方案被递交到中央政府讨论,要对其进行否决几乎不需要太多理由。2001年年初,陶建幸被告知『这个方案还存在着法律上的障碍,需要进行更科学、更严密、更合理的论证和计算,需要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集体会诊』。到2002年,此方案无疾而终。

春兰改制的叫停,在产权清晰化运动中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此后,那些与它情况非常类似的大型企业,如海尔、长虹及海信等的改制方案都被一一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