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2003 重型化运动 (1)

 

朱熔基退出政坛,温家宝接任总理

2003年3月5日,朱熔基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做完政府工作报告,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宣布从此退出政坛,接替他的是时年61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

自1991年临危受命赴京出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到1998年正式接任总理,朱熔基作专业和强势的方式全面改造了中国经济,在他的任内,宏观经济一直安全地行走在『三八线』内,即通货膨胀不超过3%,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始终高于8%。正是这种持续的高速成长让中国在动荡的世纪交替年代保持了『风景这边独好』的繁荣景象。他通过『分灶吃饭』,彻底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格局,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的能力。他在国有企业的改造上更是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效,在『抓大放小』和『国退民进』战略的坚决推行中,一向萎靡的国有资本集团获得了近乎脱胎换骨的改观。在30年的企业变革史上,朱熔基是继邓小平之后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如果说邓小平以开放的胸襟决定了中国变革的方向,那么,朱熔基则完成了路径的选择。在今后十年乃至更长的时期,中国企业一直行走在他设定好的变革逻辑中。

就在他做完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二天,《南方周末》以整整24版的篇幅出版了朱熔基专辑,向人们描述了一个尽职、强势、充满忧患意识、有时还略显悲情无奈的中国总理。朱熔基在任内巡视各地时,一向秉持『不题词、不剪彩、不受礼』的三不原则,实在推托不过,就只写『朱熔基』三字而已。他仅有的几次『破戒』,均可见其内心的忧虑。

1998年10月7日,出任总理不久的朱熔基去中央电视台视察,在当时国内批评之声最尖锐和最具影响力的《焦点访谈》栏目组,他题字『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并称『我也接受你们的监督』。2001年4月16日,朱熔基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为该校题写校训:『不做假账』。2002年5月,朱熔基在杭州参观新修复的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故居,出乎地方官员意外,他主动要求题字曰:『胡雪岩故居,见雕梁砖刻,重楼叠嶂。极江南园林之妙,尽吴越文化之巧。富埒王侯,财倾半壁。古云,富不过三代,以红顶商人之老谋深算,竟不过十载。骄奢淫糜,忘乎所以,有以致之,可不戒乎。』

SARS袭击中国

3月6日,也就是朱熔基做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二天,北京市接报第一例非典病例,一个叫SARS的『幽灵』侵入中国。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可能导致猝然死亡的严重急性肺炎,更可怕的是,它的病原尚未确定,所以被称为『非典型肺炎』。它飞速蔓延,从广东到香港再到北京、上海,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的病例出现。到4月28日,仅北京市就确诊病例1199人,疑似病例1275人,死亡59人,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委副书记孟学农因防治不力被免职。一时间,抗击非典成为举国上下的头等大事。因为这种病毒的传染性非常强,所以一旦发现一个疑似病例,当即就是进行大面积的整体隔离。

2003年的上半年,全中国正常的生活和商业活动被全部打乱,每一家企业都在惊恐中度过一个又一个难熬的日子。与非典的作战一直到6月24日才算告一段落,这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游警告。在王府井百货大楼门前,一位售货员高兴地贴出一张庆祝标语,上面只有四个字:『中国真牛』。

支撑中国经济的两大龙头

让世界非常吃惊的是,尽管遭遇如此猝不及防的灾难,2003年度的中国经济增长竟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从数据上看,前两个季度的经济受疫情冲击,增长速度下滑到6.7%,而到第三季度很快就实现了强劲的反弹,到年底,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9.1%,不仅高于前一年,甚至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这年,国内生产总值迈上了11万亿元的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1000美元,财政收入突破2万亿元,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中国经济不可遏制的成长态势到底是靠什么支撑的?答案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制造』的外贸强劲拉动,二是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内需市场的旺盛。中国的外向型企业继续扮演成长的主力角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发现,全国的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比重已经超过50%,这说明外需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任用。『中国制造』正在世界大行其道,从LG到三菱,从通用电气到东芝,从西门子到伊莱克斯,从飞利浦到惠而浦,从诺基亚到摩托罗拉,从戴尔到IBM,从耐克到GAP,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名牌都有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中国制造』已在集装箱、家电、电子玩具等领域的上百个产品市场以第一的份额傲视全球,『中国制造』正迅速取代『日美制造』、『欧洲制造』而成为新世纪制造业的代名词。

在外贸无比热闹的同时,国内市场的房地产热浪则成为拉动内需的第一动力。自1998年房产政策解冻之后,市场回暖渐成必然之势,首先升温的是私人资本最为雄厚的浙江及珠三角地区,继而蔓延到上海。房产成为投资的新热点,这年,一个很古怪的名词突然爆热媒体---『温州炒房团』。从年初开始,沿海一些城市的新开发楼盘里,出现了一群又一群的温州人,他们举着『温州购房团』的小木牌,像买菜一样地买进中意的房子。有记者称『10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炒楼,动用民间资金约1000亿元。』到2003年,上海尚有烂尾楼130多处,项目总规模近500万平方米,它们大都成为先觉的浙江商人及香港商人的囊中之物。『炒房团』现象被曝光后,国内舆论褒贬不一。温州人对商业变幻的敏感与快速反应实在令人赞叹,同时,也有人炮轰『炒房团』是各地房价日涨的『罪魁祸首』。

对『炒房团』的挞伐,事实上预示着中国房地产的暴涨时代已经来临。跟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及中国香港和台湾一样,在经济高速成长的通道里,最具景气特质的地产业必定会成为成长最快也最暴利的集中之地,房地产将成为孕育中国新生代富豪最肥沃的土壤,也是30年里最为放纵和充满罪恶感的行业。在2003年的《福布斯》『中国内地百名富豪榜』上,人们十分惊愕地看到,以房地产为业务的富豪多达40人。前十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了6人。相比较,当年度《福布斯》『全球百名富豪榜』中,以房地产为资产来源的为7人,前10位中无一人靠房地产起家。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钟伟如此分析地产业当时的状况:在供地方面,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了供地政策,政府通过出让国有土地收取土地出让金;在征地方面,各级政府仍然沿用计划经济的办法低价甚至强行征地。左手通过权力低价征地,右手仍然是通过权力在以『市场化』的方法出让土地,其实质就是『卖你的地,挣我的钱;征得越狠,挣得越多』。粗略估计,在2002年-2004年的3年中,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9100多亿元,征地卖地已成为地方政府最为重要的『财政支柱』,它们也成为房价逐高的最主要的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