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2003 重型化运动 (2)

 

电荒爆发

『中国制造』与地产热,直接营造出一个内外俱旺、无比繁荣的经济景象。与此伴生出现的,便是对上游能源的空前饥渴。2003年以来,各种原材料及能源因紧缺而价格一路飞涨。

最突出的表现是电荒。这年夏季之后,全国各省市爆发缺电危机,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用电大省,甚至包括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省,均不断出现拉闸限电的尴尬。据国家电监会提供的数字,这年全国电力需求增长14%,为25年来用电增幅最快的一年。由于钢铁、化肥、水泥等重点耗煤行业持续发展,致命煤炭消耗量快速增长,带动全国用电负荷和用电量攀升。『电荒』出现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经济的快速成长,二是煤电两大垄断行业的多年扯皮。

一直以来,煤电实行的是计划调拨式的供应方式,每年年初,由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煤炭、铁路和电力部门专门举行一个煤炭订货会,签订一年的电煤购销合同,然后按『计划』实施。在这种政策安排下,有『电老虎』之称的电力部门一直高高在上,向来是效益最好的垄断企业之一,而煤炭企业则颇感不平,因为每年的计划购销价都低于市场价。于是,发生在计划体制年代的那些故事一再上演,煤炭企业与电力部门年年吵架,同时,把大量煤炭出售给计划外的民营企业。而电力部门为了『保证』自己的效益,宁可少要煤,也不肯提价。这种扯皮直接导致电力建设投资占全国基建投资比例逐步下滑,已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在2003年年初的全国煤炭订货会上,国家有关部门为了保护煤炭公司利益,宣布取消电煤指导价,希望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平抑两大部门之间的利益不平衡。不料此举引起电力部门的强烈反弹,各省电力公司串联抵制,拒绝购煤,订货会上居然无法确定本年度的电煤价格。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电荒』出现了。

为了应对危机,各地纷纷频出奇招:除了错峰、避峰、拉闸限电等计划用电方案外,各省市均对高耗能产业限制用电或部分停电。广东省政府决定,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将高价进口煤炭,缓解供需紧张压力。四川省规定,从12月至次年4月,实施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即电煤、烟煤每吨涨5元,无烟煤每吨上浮10元,电价每千瓦时涨2.9厘。中小企业众多的浙江、江苏省被迫对企业实行『开二停一』、『开五停二』甚至『开三停四』的用电计划。这是1978年之后从未出现过的局面。『电荒』甚至已影响到民生,8月,素有『不夜城』美誉的上海外滩关闭了大部分景观灯光,为了节约用电,市政府号召市民将空调温度调高一度。广东省还宣布对月用电量超过300千瓦的居民增收费用。

国务院成立国资委

在能源紧缺的大背景下,几家欢喜几家愁,愁的是下游的众多民营制造工厂,欢喜的自然是上游的垄断企业。这年,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利润大涨。2002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3786亿元,这在几年前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成绩单,要知道,在1998年,国企赢利仅为213亿元,4年增长18倍,增速实在骇人。而且,这样的景象才刚刚开头。到2003年,利润数据进而冲到了4769亿元。在未来的几年里,国企利润仍将每年以超过30%的惊人速度递增。在2003年,仅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这7家公司实现的利润,就占到了全部中央企业利润的70%,其中6家是国家垄断的石油石化和电信行业,仅3家石油企业通过涨价就凭空得到了300多亿元的利润。

效益大涨,活力复苏为国有企业的整合营造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氛围。3月,国务院做出重大决策,宣布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集合了原中央企业工委、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等部委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职能,接手管理总量17.84万亿元的国有资产、15.9万家国有及国有工商控股企业,其中,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直属企业为196家,是为『中央军』,其中绝大多数为『国退民进』后的垄断型企业。国资委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兼有多种行政及市场管理职能的机构。国资委成立后的第二个月,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央企重组。

民企重型化运动之一:戴国芳进入钢铁行业

这年3月,41岁的戴国芳站在长江南岸的长堤上,用带着浓重苏南口音的普通话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铁本要在三年内超过宝钢,五年内追上浦项。』宝钢、浦项分别是中国和韩国最大的两家钢铁厂,分列全球第五和第三。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戴国芳计划在长江边上建造一个年产840万吨的大钢铁厂。

1996年,戴国芳注册成立江苏铁本铸钢有限公司,在册资本200万元。『铁本』之意,以铁起家,不离本业。近年来,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调整增长,钢铁价格普遍持续上涨。铁本厂的门口,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卡车每天排成长龙,等候提货,这样的景象天天出现。按戴国芳的估算,中国的这股钢铁热起码还可以延续5-6年,他决定新建一个更大的钢铁厂。铁本的新建计划得到了常州市政府的热情支持。钢铁是一个大投入、大产出的产业,铁本的梦想一下子变成了常州的梦想。起初,戴国芳的设想并没有后来那样宏大。他提出的规划是建一个比现有产能大一倍多一点的新厂,然而,在官方人士的热情推动下,铁本项目一改再改,在短短的6个月里,项目规模从一开始的200多万吨级,最后被定在840万吨,规模占地从2000亩攀升到9379亩,工程概算为天文数字般的106亿元。在那个时候,铁本的固定资产为12亿元,净资产6.7亿元。以这样的资本规模要启动一个超百亿元的项目,无疑是『小马拉大车』。戴国芳对下属说:『地方上这么支持,上哪儿找这么好的机遇?』也正是确认了政府支持的信息后,当地银行对铁本大胆放贷,铁本于是一下子获得了43.99亿元的银行授信。

一家民营企业要启动一个投资上百亿元、占地近万亩的钢铁项目,是很难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的。中国经济改革,向来有『闯关』的传统,即所谓『看见绿灯快快行,看见红灯绕开行』。常州人在铁本项目上,也尝试了『闯关』手段,铁本的840万吨项目被拆分成7个子项目和1个码头项目分别上报。铁本相应成立了7家徒有其名的『中外合资公司』。在建设用地的权证审批上,用地被『化整为零』,切分成14个土地报批申请。跟几乎所有的领域一样,民营钢铁企业一直有成本上的优势,民企炼铁成本比国企每吨要低60-90元,炼钢成本每吨低60-150元,成品每吨低100-300元。为了形成长远的成本优势,戴国芳还与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达成了长期的铁矿石供应协议,比市场价格便宜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