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2004 表面的胜利(3)

 

峰回路转的宁波建龙

即便被调控的民企,其命运也各不相同。与铁本同时被勒令停产的宁波建龙就有另一番生死情景。2004年2月,国家发改委、银监会等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建龙。5月,在铁本事件后的一个月,中央电视台曝光建龙事件,其违规行为主要有三项:一、违规审批,将本应由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的项目变成了地方审批;二、未获环保部门批准,擅自开工;三、短贷长投,将银行7亿元流动资金贷款转成固定资产投资。从这些情况看,建龙违规性质与铁本非常相似,因此,被称为『铁本第二』。建龙被叫停的时候,其建设进度也与铁本差不多,炼铁高炉、热轧车间、码头等都基本建成,实际投入资金已达48亿元。7月,有媒体披露『复星系』被有关银行列为『慎贷』黑名单,资金链随时面临断裂风险,复星一时间黑云压城。

与铁本不同的是,在事件发生后,尽管宁波市计委、国土资源局等6名干部受到了处分,但是建龙和宁波方面均没有人员被拘押,项目的实际控制人郭广昌更是没有受到限制,他仍有自救空间。郭广昌首先想要撇清建龙的民资成分。在被查处后的第一时间,复星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和宁波建龙及股东没有任何关联。9月,郭广昌在杭州的一次长三角论坛上又突然暗示,建龙还隐藏着一家『影子股东』,那就是著名民营企业家、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郭广昌的撇清和暗示,都无非为了不断测试上层对建龙事件的处理底线。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真正让建龙项目峰回路转的是浙江一家大型国有钢铁企业的参与。

就在建龙项目开建的同时,杭州钢铁公司在宁波大榭岛也开始筹建一个占地5400亩的钢铁项目。由于在拆迁等问题上的纠缠和效率低下,当建龙工程已经建设过半的时候,杭钢的大榭项目还没有正式动工。建龙搁浅后,浙江省政府当即提出了整合建龙和杭钢的意向。而后,在谁控股的问题上双方及媒体产生了争议。终于,2004年8月,一个消息已经传遍财经圈:杭钢与建龙初步达成重组协议,杭钢持股51%,郭广昌方面持股49%。关于建龙事件的处理意见也如期下达,国务院将宁波建龙钢铁违规项目的处理权限下放到浙江省政府,这意味着重组后的建龙项目将获得『合法准生』。2006年年初,国家发改委核准了宁波建龙钢铁项目。郭广昌以牺牲控股权为代价,死里逃生。

民营资本惨败之教训

在本轮宏观调控中陷落的大型民营企业项目,日后大多被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所猎获,铁本项目在三年后被南京钢铁集团和法国安赛乐公司共同重组,分崩离析后的德隆系被瓜分:中粮集团购得新疆屯河,辽宁机械集团入主合金投资,湘火炬遭到一汽、上海德国大众等20多家汽车公司的争抢,最后山东的潍柴动力得手。唯一侥幸独存的是东方希望集团的电解铝项目,由于刘永行十分谨慎,其投资均为自有资金,所以避开了金融上的制裁。此后三年,一向开朗的刘永行变得极度低调,几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他后来透露说,中铝集团曾经多次试图控制该项目,均被婉拒。

民营资本的惨败,令人印象深刻。其后两三年中,反思不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用『玻璃门』来形容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尴尬局面。他描述说,『一些行业和领域在准入政策上虽无公开限制,但实际进入条件限制颇多,主要是对进入资格设置过高门槛。人们将这种「名义开放、实际控制」现象称为「玻璃门」,看着是敞开的,实际是进不去的,一进就碰壁。』西安海星集团董事长荣海的反省则更为直接,他说,『宏观调控的教训再一次证明,民营企业家一定要低估自己的能力』。

郎咸平质疑产权改革

在1月份,由河北的一份文件引发出一场关于民营企业家『原罪豁免』的大争论。这份由中共河北省委以『一号文件』批转的河北省政法委《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称,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在追诉期内的,要综合考虑犯罪性质、情节、后果、悔罪表现和所在企业当前的经营状况及其趋势,依法减轻、免除处罚或判处缓刑。这一『豁免文件』尽管在法律操作上尚有空白和可商榷处,却是一个很强的政策信号弹。然而,随着宏观调控的开始,『豁免话题』很快被抛弃,舆论180度地大回身,转而开始对产权改革中的种种现象进行『绝不宽恕』的『原罪清算』。

在这次清算运动中,担当主角的是一位来自香港的金融学教授。1956年出生于台湾桃园的郎咸平毕业于美国沃顿商学院,该院以金融和财务教学闻名世界。2000年之后,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和北京长江商学院教授的他常年在中国内地游学演讲。在这期间,他动用金融学工具对中国公司的财务治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就在2004年夏天,他连续发布论文和演讲,对一些著名企业的产权改革方案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6月17日,他公开质疑TCL,认定其股改方案实际是国有股权被稀释的过程,是『以股权激励为招牌,以证券市场为渠道,使国有资产逐步流向个人的过程』。根据他的计算,李东生持有5.59%的TCL股权,按最高市值达12亿元,因此他『成为TCL改革的最大受益者』。8月2日,他发表《海尔变形记—一次曲折而巧妙的MBO》,矛头直指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家电企业海尔。他分析张瑞敏对海尔的三次『变形』,计划将海尔集团的全部白色家电业务注入一家在香港借壳上市的海尔中建,然后将海尔中建更名为海尔电器公司。如果运作成功,海尔投资者最终成为海尔中建最大控股股东。到了这里,由张瑞敏等管理高层控制的海尔持股会曲线MBO取得成功。一周后,郎咸平又掷出第三颗『震撼弹』。他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盛宴中狂欢》的演讲,直指顾雏军使用多种伎俩,『利用一些地方政府急于加快国企退出的思路,将收购与改制打包在一起,玩了一把双方互惠互利的双赢游戏』。

郎咸平的三次讨伐在企业界、舆论界和经济理论界平地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整个秋天,甚至转移了人们对宏观调控的关注。某种意义上,这位来自香港的、敢于放言的金融学教授对开始于1998年的产权清晰化运动进行了一次『总清算』。他的结论是:『我不反对国企改革,但是目前有些国企通过「国退民进」,将国有资产以贱卖的方式转成私人资产以提高效率的做法是我所反对的。』他还打了一个很生动的『保姆』比喻---『我的家又脏又乱又差,找来一个保姆,帮我把家收拾干净了,她算是有功劳,可是这个家突然就变成你跟妈的了。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据此,郎咸平提出三个观点,必须暂停产权交易、必须禁止MBO、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争利问题不是当前经济改革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