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1981 笼子和鸟(1)

 

急转直下

谁也没有想到,改革的局势会在年初就急转直下。艾布拉姆斯是第一个感受到这股寒流的美国商人。就在上一年的《财富》杂志,他还被描述为“去中国淘金的新美国梦的成功代表者”。这位时年57岁的纽约不动产交易商在中国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他从中国得到了数家国有企业的白皮书,甚至包括一些价值上千万的初步订单合同。因为这些合同,他还成功地从纽约的股市上募集了2500万美元的资金。

可是在第二年的《财富》上,艾布拉姆斯则更成了另一则坏消息中的倒霉蛋。报道称,“北京最近大规模暂停了很多主要产业的合同,这一行为挫伤了很多中国公司,也让很多试图在这里赚钱并开始动作的美国公司蒙受损失。”而艾布拉姆斯就是其中的首当其冲者,他拿到的很多订单合同一夜之间变成废纸。

首钢减产

谁也没有想到,改革的局势会在年初就急转直下。三年前成为中国第一家改革试点企业的首钢是国营企业中最早受到冲击的企业之一。在过去的两年多里,首钢的利润净额平均每年增长45.32%,上缴利润和税金平均每年增长27.91%,企业呈现出兴旺的迹象。然而,麻烦事很快出现了。4月,国家经委、财政部、物资总局、冶金部等八个单位联合发出通知,对全国钢铁实行严格限产,首钢的减产任务是36万吨,占上一年度总产钢量的9%。厂长周冠五不得不下令将投产不久的二号高炉停产。

憋气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就在限产任务下达的同时,北京市副市长张彭又赶到首钢,他带来了市里的指令:由于政府财政紧张,作为北京市工业企业的“带头兵”,首钢今年的上缴利润要力保达到2.7亿元,比上年增长9.3%。周冠五拿着纸和笔算给市长听:“把首钢的全部家底都抖出来,满打满算利润最多2.65亿元,都缴上去了,企业留成一分没有,职工的福利更飞到天上去了。”可是,张彭也很坦白地说:“今年市里日子过不去,就是要给你们加加压。”

宝钢项目受争议

1981年,几乎没有什么新开工项目的报道。即便是那几个前两年动工的大项目也在这时遭到了前所未见的质疑。《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上海真的需要钢铁吗?”的报道,文内称:“最近中国《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批评了由于计划和管理决策的不当,造成了刚刚在武汉建成的钢铁厂产量下跌了25%。不过文章最主要的内容是批评即将在上海动工的、将建成年产量600万吨的钢铁厂计划。该计划是1978年中国政府最野心勃勃的计划之一。中国钢铁部门的一位官员代表透露,这些批评使得该项目很难顺利推行。”另外,据德国的媒体披露,中方还中止了向德国购买轧钢厂的价值10亿马克的合同。对宝钢项目的争议,最终因邓小平的一锤定音而虚惊一场。

荣毅仁获准在日本发行中信债券

这一年,唯一称得上“大手笔”的要算是荣毅仁在1978年创办的中信公司,这位“中国第一红色资本家”、全国政协副主席总算挖到了第一个“大金矿”。一日,荣毅仁与出身世商的中信董事王兼士聊天,突然想到“借地方的项目发行债券来集资”的点子。江苏有家仪征化纤工程,原来是国家22个重点工程的大项目,总投资10亿元人民币,因资金不足正准备下马。中信向国务院提议,通过向国外发行债券来救活仪征工程。这时,很多人跑去向国务院告中信的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借钱,这搞的是哪门子的经济?中信到底想要干什么?

如果要在政治层面上讨论,荣毅仁肯定是占不到任何便宜的,何况当时的整个气候一点也不利于他的这个动议。好在人脉深厚的他很快谋求到了主要领导者的支持,国务院同意中信在日本发行100亿元的私募债券。荣毅仁在半年多时间里马不停蹄地完成了所有的前期工作,毫不夸张地说,他个人的信用和政治身份成了此次募资最重要的担保。在1982年1月,中信债券发行成功,日本30家金融机构认购了这个期限为12年、年利率为8.7%的债券。三年后,仪征化纤第一期工程建成投产。中信的做法被称为是“仪征模式“,而经此一役,荣毅仁和中信终于找到了感觉。“资本回来了”。

在对外发行债券的同时,中信公司大胆地开拓租赁业务。1981年,中信与北京机电公司、日本一家公司共同筹建租赁公司,为北京市的“北京”和“首都”两家出租汽车公司从日本租赁汽车各200辆,中信公司帮助出租公司解决外汇问题,汽车公司则付人民币。尽管这一计划初提出时被一些人指责为变相进口,但在不到两年时间,两家出租公司所租赁来的汽车就赚回了所付的全部资金。自此以后,租赁业务在中信大张其帜,甚至发展成为其一重要的业务系统。该系统包括:中国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外资合作经营的中国东方租赁有限公司,中信实业银行的租赁部等。

“三产”和“停薪留职”

1981年,中国报纸上出现率最高的两个词汇是“三产”和“停薪留职”。所谓“三产”,就是国营企业在主业受阻后,开展的自救式商业行动,譬如,把原来的工厂围墙敲掉,租给个体户开店,或者把闲置的卡车组织起来,搞一个运输公司,再或者,厂长们利用各自的门道,去搞一些贸易性生意。

对“三产”的积极提倡,从日后的实践来看,无疑是一个后遗症很大的权宜之计。它不可能解决国有企业已有的效率低下难题,反而倒像是把最需要解决的困难放到一边,国营企业因此逐渐失去它们在各自行业的领先优势。通过“三产”和“停薪留职”所带来的人员分流固然可以让迫在眉睫的冗员难题得到暂时的缓解,但是却从根本上造成了国有企业内部的人心涣散,没有人愿意再老老实实地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岗位,企业的核心能力被轻易地放弃在一边。所有的人在八小时内懒懒散散,下班之后却如鱼入水,十分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