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联第二路军（下）

总而言之，在十分困难的情势下，留守吉东的抗联第二路军部队组成了四、五、七军的联合战线，分别在依兰、方正、宝清、富锦、虎林、饶河等地，抑制敌人进攻，坚持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仅自1938年下半年至1939年3月，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就率四、五军下江部队与敌进行大小战斗37次，破坏“集团部落”11处，毙伤日伪军20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摧毁敌汽车10余辆。但抗联部队也受到很大损失，总指挥部及四、五军部队总计仅剩1000余人，减员近二分之一。

在如此艰苦的斗争环境中，抗联队伍里，也出现了一些意志薄弱分子。主力部队西征后，四师副官万某企图裹胁部分队伍投敌。当留守处得知这一消息后，及时逮捕并处决了万副官，避免部队更大的损失。第五军一师师长关书范，借口侦探敌情，背着五军党委和军长柴世荣秘密前往敌人所占会见日本特务，达成五军所谓“假投降”的协议。

1939年1月6日，周保中得知关书范准备投降时，立即召开吉东省委干部会议，将关书范等3人开除党籍，判处死刑，并通告抗日军民随处捕捉，就地处决。1月15日，吉东省委逮捕了身着日军军服返回部队的关书范并及时将其处决。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第七军。1938年秋，第七军第二师师长邹其昌在富锦县阴谋投敌。关键时刻，下江特委书记鲍林、第一师师长王汝起等于9月22日及时果断地进行处理，将邹其昌缴械，并把与日本特务横田联系的邹其昌妻子刘玉梅处决。

如果说，第四军、第五军、第七军中投敌分子的这些企图是由于党对部队的坚强领导而被粉碎的话，抗联第八军的情形却截然不同了。第八军部队不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发展而来的，而且三分之一是收编的山林队伍，地主与旧军警出身的上层人物又掌握了部队的指挥权，因而政治素质比较差，部队内几乎没有政治教育。

为了改造这支队伍，增强其战斗力，吉东党组织和抗联五军党委做了许多工作，可是以军长谢文东为首的一些上层人物反动立场并未改变，不断地在抗日联军内部制造矛盾，破坏团结与纪律。随着日伪发动“三江特别大讨伐”，斗争形势变得更加严酷，第八军内的上层不坚定分子经不起考验，酝酿向日伪投降。

1938年6月，抗联第八军第四师副官带部分人员在萧家屯投降日军；随后竟带领日伪军前来进攻七星砬子附近联军密营。6月24日，第八军第六师师长赵庆珍、参谋长刘廉汉在遭受日伪军“讨伐”，密营被破坏的情况下，到勃利向日军投降。1938年夏，抗联第八军第一师师长秦秀权暗中与日本特务横田联系，与日军密探长翻译去去富锦县城密谋投降事宜。这样的部队实际上已无力作战。

1939年初，日伪当局组织大批“讨伐”部队在刁领、三道通、五道河子一带深山密林中对第八军军长谢文东所率残部展开“讨伐”。为劝降谢文东，曾率部起义参加抗联第八军、后又投降日伪的伪军第二十九团团长赫奎武去说服他。1939年3月19日，谢文东率残部24人到依兰县土城子投降日军。不久，第八军副军长滕松柏在佳木斯投降敌人。至此，抗联第八军竟告彻底瓦解。

中共吉东省委于1939年3月30日至4月1日，在牡丹江西岸四道河子沟里由周保中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指出，当前虽然遇到很大困难，但抗日斗争并未失败。这时，日伪军约6000人分为十几支小部队，对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和五军军部活动的牡丹江下游各地再次进行大“讨伐”。我军活动愈加困难，粮食来源几乎断绝。

也是在这次省委扩大会议作出决定，第二路军各部要迅速突破敌人包围。1939年4月15日，周保中率部自后刁翎东部马桥河宿营地转移时，遭封锁该区域的日伪军察觉。警卫部队迅速发起空袭，击毙击伤仓促迎战的30余名日伪军。当日晚间，部队悄悄撤离宿营地向南进入荒野地带。深夜时分抵达拉拉别河上游，经连续行军穿越五六里宽的沼泽区后，沿荒山林海向东隐蔽转移，全程巧妙规避敌军据点。至5月7日，部队顺利抵达宝清县兰棒山联军留守处密营，突围成功。

此后，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周保中在宝清东南的兰棒山密林中的后方基地直接领导下江地区的第二路军所属各军的抗日游击活动。为了解决给养，第二路军下江部队还在虎林、宝清等地山里向阳空地上种植了苞米、土豆。收获的粮食在1939年冬至1940年春敌人大“讨伐”时，对部队的生存起了极大的作用。

发现抗联第二路军成功转移后，恼羞成怒的日军于1939年7月初从哈尔滨、佳木斯调大批兵力，并与富锦、同江、宝清等地伪军组成严密封锁网，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不断对活动在下江地区的抗联部队进行“讨伐”，企图将抗联部队逼至边境地带，使之失去森林地带的依托，以便最后全部歼灭。

紧张激烈的战斗爆发了。1939年9月，敌纠集日军1600名，伪军2000名向在虎林、饶河活动的抗联第七军展开“讨伐”。此时，原第七军政治部主任郑鲁岩在虎林被捕叛变。为保存部队有生力量，第七军军部决定化整为零，分散在虎林、饶河山区活动。12月间，第七军部队转战抚远、同江等地，与敌人交战4次。其中在抚远新屯与170名日军、伪靖安军激战一天，毙敌70余人。在同江西砬子与100余名日军骑兵战斗中，毙敌20余人，并缴获军用地图等重要军需品。

1939年冬，敌人以数十倍于我军的兵力集中向依兰、桦川、富锦、宝清各县山边和森林地带大举进攻，使抗联第五军三师部队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设在崇山峻岭里的后方密营屡遭敌人破坏，临时根据地也不易建立，部队大量减员。1940年3月，第三师师长张镇华与敌人战斗被俘以后，惨遭敌人杀害。

严峻的战局，迫使抗联不得不考虑实行考虑战略转移。1940年1至3月，中共吉东、北满党代表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召开会议确定了“保存实力逐渐收缩”的方针。其中第二路军部队缩编为2、5、8三个支队。刚刚从苏联回国的赵尚志为第二路军副总指挥，协助周保中。

他们率领抗联第二路军警卫队直属部队在林口至佳木斯、林口至密山铁路沿线及附近公路上，针对敌人防守的薄弱环节，积极派遣多支精悍的小股部队分头袭击敌人的孤立据点，破坏敌人的军事设施、经济部门和交通运输，开展“小群游击战”，一度使得敌人一日数惊，穷于应付。

1940年末，第二路军剩余大部分部队陆续越过国境进入苏联。但还有少数部队继续坚持。原第七军刘雁来部的活动一直坚持到1943年11月。而第十军虽然与第八军的渊源有相似之处，但自军长汪雅臣以下，跟着共产党抗日到底的意志极为坚定。

1941年1月28日，日伪百余人包围第十军军部所在的九十五顶山。面对险境，汪雅臣毫无惧色，沉着指挥。他命部分战士从东山突围，自己带一部分战士坚守阵地，最后全身多处负重伤，滑下山坡时被敌人抓住。敌人将他拉上担架，汪雅臣怒骂敌人不止，最终壮烈牺牲。抗联第十军残部，有的仍在五常南山里继续坚持抗日活动，直到抗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