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北伐

 

  第三章 北伐酝酿:大革命风潮下的广州(3)

 

刺廖案的后果

自孙中山采取『联俄容共』政策以来,国民党内就不断有反对之声。然而,由于孙中山的坚持,加上他本人在国民党中的至高威望,『联俄容共』政策得到了坚持。但国民党内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苏俄抱有极大戒心,尤其是一些『元老』级人物,对国民党改组后出现的急剧『左转』忧虑重重。在共产党的影响和党内『左派』势力急剧增长的情况下,他们自然不会坐以待毙,而以种种手段来应付局面。孙中山的去世,使他们变得无所顾忌,于是有了『刺廖案』的发生。

『廖案』的发生,使国民党内部的争论完全失去了友爱色彩,开始出现手足相残的征兆。为追查凶手,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联席紧急会议,一些被视为『右翼』的重要人物受到怀疑,他们纷纷离粤、逃赴沪、港等地。他们借机一路串联,开始秘密筹划自行召开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以解决『党事』问题。

『西山会议派』的『清党』

(右图:左上林森、右上为邹鲁、左下谢持、右下邵元冲,均为西山会议派主角)

经多方筹划和奔走联络,11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森、邹鲁、谢持等人首先在北京开会,联名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要求『清党』。23日,会议如期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执行委员叶楚怆、居正、沈定一、邵元冲、石?、邹鲁、林森、覃振、石青阳,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茅祖权、傅汝霖,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等共13人。林森、邹鲁分别担任会议主席。会议历时10天,开正式会议22次。会上通过的主要方案有四项:一、取消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开除他们的党籍;二、解雇苏联顾问鲍罗廷,变更『联俄』政策;三、开除汪精卫党籍,取消中央政治委员会;四、移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上海。由于这次会议召开地址在北京市郊的西山碧云寺,被称作『西山会议』,与会人也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是以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名义召集的,虽然中央执、监委员出席者不少,阵容可观,但不足法定人数,故以『非法』称之,并无不当。该会议在不合『党法』的情形下召集,并在会后不久即于上海另设中央党部,且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开始办公,甚至自己任命了常务委员、各部部长,从政治分歧发展到组织分裂,演变成国民党沪、粤两个中央委员会的尖锐对立,可谓『开启了国民党政党史上特有之创例』。

国民党『二大』与『左派得势』(下图为国民党二大代表)

1926年元旦至19日,国民党『二大』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代表256人。大会听取了汪精卫的政治报告,蒋介石的军事报告,谭平山的党务报告,刘尔崧的工人运动报告,陈公博的农民运动、青年运动报告,甘乃光的商民运动报告,邓颖超的妇女运动报告,毛泽东的宣传工作报告,并通过了《大会宣言》,重申了『一大』所定的政纲,继续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决策。会议谴责了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会上通过《弹劾西山会议议决案》和《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决定永远开除邹鲁、谢持的党籍;对叶楚怆、邵元冲等12人用书面提出警告;对戴季陶『促其猛醒,不可再误』。对国民党『右派』分裂活动的惩处,严明了革命纪律。

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36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4人,在上述委员人选中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有14人。大会还选出了中监委员12人,候补中监委员4人,并议决续聘鲍罗廷为顾问。此后,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选出9人为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其中共产党员3人。设『一处八部』的中央党部,定秘书处秘书、书记和各部部长、秘书21人,其中共产党员17人。共产党员还取得了组织、宣传、农民三个部长席位。国民党『二大』可说是国民党『左派』与『跨党分子』共产党员的盛会。

对反击『右派』后出现的这一形势,莫斯科自然是十分满意。1926年2月维经斯基在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喜不自胜地写道:『共产党实际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维经斯基的这一说法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二大』前后,国共两党组织力量的对比确实呈逆转之势。连一些国民党『左派』也认为『我们常常说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分子,恐怕在事实上是共产党容纳国民党分子了』。

『两次东征』

( 右上图为陈炯明,右下图为刘震寰、杨希闵)

国民党要统一中国,北伐势在必行。然而,北伐的军事出动,必须有稳固的后方基地。盘踞在广东东江、潮汕一带的陈炯明及其所部倘不予以消灭,广东革命政权就不可能得到稳定。为此,1925年2月,由黄埔『校军』担任主力,广东革命政权发起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此役由校长蒋介石亲自率领,黄埔军队士气高昂,陈炯明不敌战败,退缩江西、闽南。但正当东征军部署乘胜追击之时,驻扎广州城中却心怀异图的滇桂军阀杨希闵所部,乘革命东征未归之机发动武装叛乱。东征军奉命回师镇压,广州转危为安。

东征军回师平叛后,据守闽、赣的陈炯明卷土重来,重新占领了潮、梅、东江一带,并联合粤南军阀邓本殷妄图夹击广州。为了彻底解除这一隐患,广州国民政府于1925年10月发起第二次东征。东征军分3路纵队迅速出发,所向披靡。10月14日,攻克惠州,重创了陈炯明主力。在省港罢工工人和东江农民的配合下,东征军长驱东进,追剿残敌。11月初,夺回了潮汕、饶平,全歼陈部万余人。紧接着,东征军又对盘踞粤南的军阀邓本殷进行了南征。至1926年2月,在琼崖负隅顽抗的邓本殷部也被清除,至此,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

两广统一

(下图为青年时的李宗仁和白崇禧)

正在东征战场捷报频传时,邻省广西也传来了佳音。广西新兴势力—以『定桂讨贼军』命名的青年军人集团,在其团体领袖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统领下,服膺孙中山三民主义,愿意投附广东革命政权,加入国民革命。李黄白集团的归附,也是广东方面的急切希望。国民党『二大』一结束,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偕谭延?、宋子文等国民政府要人,以『劳军』为名,亲赴梧州,与李、黄会晤,商谈、交换有关两广统一的意见。3月23日,《两广合作宣言》公布,两广统一正式告成。

两广统一乃孙中山之夙愿,孙在世时就一再表示,救国必先剿灭『桂贼』(指陆荣廷等旧桂系军阀),『统一南方』,然后『乃能出师北上』。这说明,没有两广的统一,就不可能有北伐。广西李、白、黄青年军人集团『深明大义』之举,不仅为北伐大业奠定了根据地的基地,也大大缩短了北伐的准备过程,以两广为基地,把国民革命推向全国的『武力统一』已完成其蓄势过程,只待一声号令,就能挥师北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