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北伐

 

  第四章 同仇敌忾:北伐革命的兴起(1)

 

关于北伐时机的讨论

(左图:1924年9月20日,孙中山在韶关举行的北伐誓师典礼上)1924年9月,孙中山已在广州建立了革命政权,恰值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孙中山乘北方军阀内乱,于是月18日以国民党名义发表北伐宣言,明确提出北伐。宣言发出的次日,在粤武装建国各军便奉调向湘、赣进发。不过,此次北伐因时局转换,孙中山应邀北上而撤回。以后,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留下北伐『统一中国』的未竟之业,可谓壮志未酬。

孙中山逝世以后,随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北伐时机渐趋成熟。作为广东革命政权的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力主尽快实施北伐。在蒋介石要求下,1925年9月,身为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的加伦,起草了一份《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的文件,正式就北伐做出规划,并认为1926年下半年即可启动。加伦的计划得到鲍罗廷赞同。鲍罗廷始终抱有这样观点,认为革命的中心,应该在北方,至少是在华中,而不是在被『彻底腐蚀』了的南方。

(右图:张静江欢送蒋介石等北伐)

不过,在北伐时机是否成熟这个问题上,则有不同的声音,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就反对马上北伐,他认为国民政府势单力薄,不足以与北洋军阀对抗。他认为,在没有广泛工农发动的基础上,北伐的匆促发动,不仅军事成果很难巩固,而且还有可能被少数军事领袖利用,成为他们『打天下』的『单纯军事行动』。这一争论绝非单是一个北伐何时进行为宜的分歧,而是关系到由谁来控驭北伐进程,乃至最后成果落入谁手的问题。共产国际在权衡各方意见后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已经到了从两广向全国推进的时候。在北伐出师问题上,取得相对一致的意见后,广东从上到下开始了广泛动员,北伐成为革命继续推进的新目标和新动力。

 

『中山舰事件』

正当广州国民政府为北伐出师全面发动做准备时,一场意料不到的事变发生了,这就是发生在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此事件当事双方为黄埔军校校长兼广州卫戍司令的蒋介石与代理海军局局长的共产党员李之龙。1926年3月18日,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奉蒋介石之命,以军校驻广东省办事处的名义,命令李之龙调派中山舰到黄埔候用。第二天,中山舰开到黄埔。蒋介石却诬指中山舰擅自开入黄埔,是共产党阴谋暴动。20日,蒋介石以此为借口,命令逮捕了李之龙,扣押中山舰,同时出动兵力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武装,拘留第一军第二师中的左派党代表和政工人员四十多人,还包围了苏联顾问团住处,并宣布了全市戒严。

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据蒋自陈,因为他发现了汪精卫『得俄顾问季山嘉及共党支持』,有意让李之龙劫其至中山舰『迫其离粤,送往苏俄』的阴谋。此说在当时就遭人质疑,事到如今,真相更是昭然若揭。不过,即便在扑朔迷离的当时,有一点大家都不否认:该事件的最大获益人的作为当事人的蒋介石自己。当时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势力声势日涨,蒋介石的朱安和疑惧也随之激增。首先在他之上,被认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汪精卫,显然是蒋必欲除去的障碍。第二是被蒋看作『太上皇』的苏俄顾问,尤其是军事代表团团长季山嘉,为北伐问题,蒋已近与季山嘉闹翻。第三,是对共产党的戒心和敌视,尤其是共产党人在被蒋视为起家资本的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活动,对蒋介石有效控制这支军队产生了直接威胁。军校中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已成为以共产党为中心的左派革命军人组织,三个师党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了2个,所辖9个团的党代表,有共产党身份竟有7人。

这样发展下去,在蒋看来,『党军』不仅不能为其所用,甚至还有可能被『赤化』。面对如此『严峻』局面,蒋介石决定采取断然行动。这就是『中山舰事件』之真正起因。『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起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苏俄方面因担心与蒋关系破裂,答应了将季山嘉等人调回;汪精卫因试图『扣蒋』,但几位握兵权的军长均各有想法,面面相觑,汪感到自己威信受损,为对俄国人有个交代,乃表示『不再负政治责任』而去了香港。汪的负气离去,正中蒋的下怀;『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独秀曾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但是,『共产国际』不同意,甚至公然宣称『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于是共产党只能一味为自己辩白,表示『与事件无关』。蒋介石在发动事变后,不仅未有任何损伤,反而威信陡增,尤其在一些国民党人心目中,蒋成了敢于顶撞俄国人的『英雄』。

(左图为李之龙)

 

整理党务案与蒋介石初掌党政军大权

『中山舰事件』激起国民党内右翼势力一片叫好声,但蒋介石对此并未领情,不仅立即发表声明,痛斥右翼势力与『西山派人士』『认蒋为同志』,乃『希图颠覆政府,摧残本党』。蒋这样做有双重目的:一是借此向苏俄方面表明姿态,维持与俄、与共的关系;二是抑制党内『老右翼』势力借机翻案,给自己减少通往权力顶峰的障碍。『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曾遭左派『放逐』的党中元老胡汉民赶回广州,自认有希望接替汪精卫出面主持政局,结果遭蒋冷落,蒋不仅拒绝了胡的反共建议,还将胡的建议告诉了苏联顾问,迫胡再度离粤,去了香港。由于党内两巨头汪、胡的相继离职,蒋介石俨然成为广州方面唯一难支撑局面的最高领袖。4月1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召开联席会议,会上决议由素有『文甘草』之称的谭延?暂代国民政府主席,而蒋介石本人则控制了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两个重要部门的实权。

(上图为谭延?,右图为胡汉民)

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会议通过了蒋《整理党务决议案》。是案对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的任职作了一系列限制,如规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省、特别市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委员数额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共产党对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事先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方能下达等。该案还以避免以后再有类似『误会』发生为名,要求中共党员全部退出第一军。由于苏俄与中共这一时期对蒋介石的『退让』政策,《整理党务决议案》得以顺利通过。

根据《整理党务决议案》规定,原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离职,在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也被迫退出了第一军。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由张静江代理,叶楚伧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邵元冲任青年部部长等。蒋介石本人除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两个重要职务外,还兼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自此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基本落入蒋介石及其帮派集团势力之手,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也日渐成为蒋介石手下的一支嫡系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