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北伐

 

  第六章 政见分道:北伐一度中断(1)

 

迁都之争

1926年9月,北伐军进至武汉三镇以后,国民政府迁出广州的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最先提出『迁都』之议的是蒋介石,他提出将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汉口。蒋介石的『迁都』之议,在苏俄顾问那里遭到冷遇。鲍罗廷给蒋的回复是『国民政府和中央迁往汉口的问题应在占领武昌后最终解决』。1926年11月上旬,武昌已为国民革命军所有,南昌也被北伐军攻克,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鲍罗廷也认为国民政府迁汉时机已成熟。11月26日,由中央政治会议在粤作出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移武汉的正式决定。从12月初起,政府工作人员开始分批前往武汉。

12月7日,先期抵达南昌的宋庆龄、鲍罗廷等人会同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会议,其时的蒋介石还未对广州国民政府迁汉表示反对。12月13日,抵达武汉的委员根据工作需要,议决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1927年1月1日,临时联席会议正式在汉办公。然而,由张静江、谭延?两位政要所率政府机构和中央党部一应人士赴汉时,却在南昌遭到了蒋介石的『扣留』。蒋借口『时局』关系,突然提出『武汉不宜建都』,政府要人须暂留南昌『驻节』,待打下南京后,再赴南京。张静江以中常会主席的身份,在南昌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呼应蒋的建议,做出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的决定。之后,蒋介石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致电汉方,要他们取消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改为武汉政治分会,公然挑起了『迁都之争』。

此前急于要将中枢迁汉的蒋介石,何以一改初衷了呢?这与临时联席会议召开后武汉的形势有关,这时的蒋介石显然已敏感地察觉了鲍罗廷的企图。他看到国民政府赴汉后,唐生智不仅未被打压,反与鲍罗廷结合紧密,共产党人则在武汉和两湖操持工运和农运,武汉俨然已成『左派』天下,他因此殊为焦虑。更重要的是,蒋已意识到,一旦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迁去武汉,武汉方面便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不仅蒋无法控制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反而须受汉方节制。这一前景是蒋必须阻止的,于是他不惜食言,公然一搏,做出了将取道江西赴鄂的人员截留南昌的举动。因此,『迁都之争』表面上争论的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驻地问题,而实际上依然是对北伐领导权的争夺。

『迎汪复职』

『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国民党领袖汪精卫以『一走了之』维护了其『左派』领袖形象。事后,苏俄与中共即有『以汪制蒋』设想,而国民党『左派』也因对蒋排汪不满,强烈要求恢复汪精卫的最高领袖地位。此后,随着北伐的胜利推进,『迎汪复职』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蒋介石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以为党政军只能有一个领袖,不能有两个领袖。』由此可知蒋挑起『迁都之争』,很大原因也是出于对汪重回国民党领导地位的恐惧和担心。

蒋介石挑起『迁都之争』后,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决以『党权』压军权,1月12日,蒋介石由江西来到武汉探虚实,武汉方面组织数十万群众集会,以『欢迎』方式『逼蒋左倾』,不料更激起蒋介石愤怒。回返南昌后,蒋干脆以『中央』自居,衔电武汉,要求汉方委员去南昌商决迁都问题。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激起武汉方面更大愤慨,在由国共两党组成的『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下,武汉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提高党权,迎汪复职』运动。2月21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扩大联席会议在武汉召开,会议议决即日起结束临时联席会议,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分别在汉正式办公。在这一局势下,蒋介石也感到在南昌留住几个政府要员已无价值,只好放弃立场,让阻滞南昌的一应人员去了武汉。

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到会委员33人,蒋介石、张静仁、朱培德未到会。会议决议将政治、军事、外交、财政大权重新集中于党。会议选举了国民党中央常委和中央机关,确立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集体领导制度,选出汪精卫等九人组织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对于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中共党员也重新被吸纳参加了政府的领导工作。蒋介石则被免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蒋为扩充个人势力而设的军人部也被裁撤,这对蒋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

两湖工农运动

北伐开始后,军事的迅猛发展,为共产党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工农运动创造了条件。就民众动员来说,共产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北伐出动时,中华全国总工会就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工人『站在一切民众之前,引导一切民众援助国民革命军,使之得到胜利』。广东省港罢工工人组织了数千人的运输队和卫生队,随军行动。北伐军所到之处,工人群众迅速组织起来。到1927年2-3月间,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120万增加到200万。特别是两湖地区,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在湖南,北伐战争前,有组织的工人约11万人,北伐军攻克湖南后,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改组了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成立了湖南全省总工会。1926年12月1日至26日,湖南全省总工会在长沙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统一工人运动、发展工会组织、组织工人纠察队等决议案。会后,全省工会会员迅速发展到40万人,基层工会普遍建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

在湖北,北伐这占领武汉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设立了办事处。不久,湖北全省总工会成立,此时全省工会已发展到340万多个,会员达30万人,并建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1927年2月,全国总工会由广州迁到武汉。武汉成为革命中心后,长期受中外资本家和封建势力剥削和压迫的工人,为改善自己生活的罢工运动迅即展开,形成了震惊全国的武汉工潮。在工运和反帝高潮中,发生了示威民众与英租界军警冲突的『一三事件』。英帝国主义被迫与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长陈友仁签订了协议,同意新塘镇汉口、九江两地的英租界交还中国。

农民运动更是来势汹汹。北伐军占领湖南后,农会会员激增至140万人。1926年12月,在长沙,湖南党组织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时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的重要讲话。至1927年1月,湖南全省已在50多个县组织了农民协会,会员更激增到200万人。在湖北,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湖北农协组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1926年底,会员人数激增到28万多人。同样的农运风潮,也发生在江西。北伐军克复江西后,会员猛增至5万人。1927年2月,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举行,此时农会会员已增至30余万人。此外,在安徽、浙江、江苏等地北伐军所到之处,农运浪潮也随之汹涌而至。

尽管工农运动的兴起,对北伐军是一个极大支援。但是,『解放工农』的『赤色革命』也让不少国民党人士感到了恐惧,进而趋于敌视。就国民党来说,其组织的成员多为有产者,长期支持者也多为华侨和工商界人士,在农村,则主要为地方乡绅。而今,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尽管也把国民革命的目标『打倒列强强队军阀』挂在嘴上,但最直接的革命对象却是有产者。北伐军中不少领兵的军官,在两湖家中都有一定田产,当农运的风暴扫及这些军官家产,累及家属时,军人的反感就高涨起来,这使本来两党动摇的联盟关系变得更为脆弱。而且,工农运动的高潮也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后果,如底层的发动,本来就带有集体发泄的倾向,阶级意识的启蒙,使『暴力』在革命的正当性下愈演愈烈。于是,『有土皆豪,无绅不劣』,乱抓、乱罚、游斗、处决等,底层民众发泄愤怒的行为也就泛滥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