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北伐

  第六章 政见分道:北伐一度中断(3)

 

汉方内部矛盾

(左图为汉方的军事力量,上三位分左至右分别为湘系的
唐生智、谭延?、程潜;下两位为非湘系的张发奎、朱培德)

『四一二』后,宁、汉对立形成。由于蒋介石从北伐前的『红色将军』,一变而为摧残工农革命的『刽子手』,并以在南京另立政权的方式分裂了国民党,对于蒋介石的这一公然『反叛』行为,武汉方面立即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和揭露,不仅开除了蒋介石的党籍、撤销了其一切职务,还下达了对蒋的通缉令,东征讨蒋的军事行动也在积极部署之中,然而,看似同仇敌忾的武汉国民政府内部,隐匿的种种矛盾和纷争也渐次显现。

首先是汉方内部的复杂构成和『同床异梦』的各派系。汉方表面上都是拥汪派,但实际上分为三部分势力:首先是被承认的『国民党左派』,以汪精卫、陈公博等为代表,他们掌握着武汉国民党中央大权;其次是一些对蒋跋扈不满的政要,他们对汪系『左派』更觉格格不入,其主要人物有谭延?、孙科等;最后则是其时在武汉、系统各异的军事武装。这些武装之间不仅互不统属,彼此间还有很深的嫌隙。就拿同为汉方的唐生智、谭延?、程潜的三支湘系武装来说,最有实力的当数唐生智所领军队。而谭、程所领军队虽也为湘系,却遭到唐生智排挤,在两湖难以立足。而汉方武装中另外的两支非湘系军队,其中一支为朱培德的武装,实力不大,所部驻江西。另一支粤系武装则声名显赫,就是在北伐中屡立战功,并有『铁军』之称的张发奎的部队。张发奎为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奉汪精卫为政治领袖,是汉方汪派势力可作依傍的基本力量,也是唐生智眼中称霸的障碍,因而被处心积虑予以排挤。张部在鄂难以立足,移师九江后,即有另图出路的打算。

冯玉祥倒向南京

宁、汉对立形成后,汪精卫一度企图拉拢北方的冯玉祥共同反蒋。冯玉祥的西北军在北伐发动时,是北方仅存的『革命硕果』。但那时的冯部,因冯通电下野去了莫斯科,退守西北的所部基本被打散或投降,只剩少量军队还在南口扼守。南方北伐出动后,冯玉祥在苏俄和中共的帮助下,离开莫斯科返国。9月中冯抵达五原重振旗鼓,旧部纷纷来归。17日将所部编为国民联军,宣布集体加入国民党,并举行了庄严的授旗典礼,这就是『五原誓师』。由于冯玉祥的归来,所部很快得到扩充,国民军先出兵援陕,解西安之围,而后即由陕攻豫。6月2日,入豫北伐部队与冯部在郑州会师。

宁汉对立后,冯玉祥是以『调人』面目出现的,而其所处位置以及手中掌握的实力,也使他成为宁汉双方都在竭力争取的人物。6月5日,汪精卫率武汉国民政府几乎全班人马,亲赴郑州与冯晤面,但这次郑州会议并没有换得冯玉祥表态。半个月后的6月19日,冯玉祥却在蒋的电邀下,赴徐州与南京政府的一应要人见面,召开了『徐州特别会议』。会毕,即有冯、蒋马电的发出,宣布『中正、玉祥并肩携手』。冯回郑州后又有《告国民书》的发表,宣布将采取措施,将所部俄人和共产党员尽行解职,驱逐出境。同时致电武汉,敦促汪精卫相与反共,形势为之大变。

『七一五』汪精卫『分共』

冯玉祥倒向南京,对武汉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而此时汪与苏俄和共产党合作也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首先工农运动中的过激偏向。汉方国民党人中抱怨民众运动的越来越多,武汉相继发生了夏斗寅和许克祥部的叛变。情况已十分恶劣,但莫斯科仍大大高估了中共控制工农运动和左右国民党的能力。共产国际先是要中共继续把汪精卫奉为国民党『左派领袖』,企图用提供巨额援助来拉住汪精卫,在发现『左派』也靠不住时,联共中央又发出『五月指示』,要求中共立即开展土地革命,并异想天开地让中共『现在就应开始组建八个或十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这些师团将是武汉在前线和后方用来解除不可靠部队武装的近卫军』。共产国际代表鲁易竟然还认为汪精卫仍能听取莫斯科的意见,从而改变对工农运动的态度,甚至将共产国际的密电示汪,这让汪精卫感受到来自莫斯科的幕后作用,进而产生自身地位受到威胁的恐惧。

 

 

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汪精卫主持下召开了『分共』会议,会议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全部退出国民党或改籍国民党员,并决议驱逐鲍罗廷。但还没等武汉国民党中央及其军事机关查明军队和党内共产党情况,8月1日,共产党人就在南昌组织了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南昌起义后的8月3日,武汉国民政府发表通令,严厉规定:『对共产党徒,一经拿获,绝不宽恕。』于是,一场对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骨干的捕杀再次在武汉和各地上演,国、共从此不共戴天,第一次国共合作也因此全然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