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北伐

   第一章 共和夭折:辛亥后中国新旧政体的曲折转型(2)

 

直奉之争

直皖战后,中央权柄初由直、奉两派军人分掌。由于皖系战败,安福国会也随之倒台,不过,原在安福国会中任内阁总理的靳云鹏,因曾被安福系阁员『倒阁』,故直皖战后,仍复任总理一职,但因无法解决财政问题,不久后便去位。奉系乃提名亲奉、且有『财神』之称的交通系领袖梁士诒继任国务总理,但这一提案为直系吴佩孚反对。时正值华盛顿会议召开,吴佩孚借日方提出『借款赎路』一事做文章,指责梁士诒『卖国』,坚决要求『罢梁』,直、奉双方由此展开激烈的互相攻击的电报战。1922年直奉大战爆发。战争结果,直系大胜,张作霖及其奉军被赶回东三省。

奉系被驱逐后,中央政权完全由直系控制。直系实力派领袖吴佩孚为重建秩序,提出『法统重光』口号,欲恢复中华民国法统,让当初被皖系赶下台的黎元洪重新出来续上总统一职,同时恢复民元《临时约法》和『民六』国会,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其一,把皖系安福国会选出的总统徐世昌赶下台;其二,让孙中山的南方军政府失去『护法』借口和存在的合法理由;其三,往自己脸上贴金,为直系领袖曹锟合法登上『总统高位』作好铺垫。

曹锟贿选

1923年,黎元洪任期将满,直系欲把曹锟推上『总统』宝座。为让曹锟早登大位,由直系主导,召集国会开会。不过,国会参、众两院中也有议员愤于军阀乱国,有的南下,有的避去天津。直系担心曹锟得不到足够的选票,乃不惜高价收买议员,于是便有了『曹锟贿选』一幕的上演。国会议员中或经不起金钱诱惑,或慑于强势军人的威胁,或甘心为直系所用的,在接受了曹锟的高额『出席费』后,于1923年10月5日投票选出曹锟为大总统。这些议员也因此得了『猪仔议员』的骂名,国会也被称为『猪仔国会』。

为给直系找块可以掩盖『贿选』丑行的遮羞布,曹锟上台后于1923年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也叫『曹锟宪法』)。该宪法如仅从立法角度看,倒是中国第一部以宪法名义颁布的根本大法,其中的条款规定,在体现『主权在民』以及对总统权力限制方面,较之以往的约法来讲,是向前推进的。不过,由于该宪法产生于『猪仔国会』,名声不佳,在社会各界也很难得到认同。

 

『刺宋案』后孙中山『二次革命』

孙中山在早期从事反清斗争时,是把在中国实现英、美等国议会民主制作为奋斗目标的。辛亥后,也一度为袁世凯赞成『共和』的表象所迷惑,认为专制政体已废,民主政制建立,于是怀着乐观的希望,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开始谋求经济和民生之发展。这一想法下,孙中山一度放下了对政治和党事的热心,转而致力于全国铁路建设规划。其领导下的同盟会,也由原先的秘密会社性质,改组成公开政党,并在宋教仁的积极活动下,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及共和实进会四个党派,共同组成了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以『国民党』命名的现代政党。党务由宋教仁主持,孙中山为理事长。

国民党成立后,很快声势大振,不仅党员人数增加,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席次也占据了优势。不过,孙、宋等希望通过政党竞争,争取国会中多数席位,进而由国民党组成责任内阁来限制总统集权,形成代议制民主政治的设想,与袁世凯试图依靠集权建立统治权威的想法相差很远。在无法容忍,也无法阻止宋教仁等在国会中活动的情势下,原本就对责任内阁制心怀不满的袁世凯不惜采用暗杀手段来对付宋教仁,于是有了『宋案』的发生。

『刺宋案』的枪声惊醒了孙中山,在如何应对上,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存在不同意见:有主张武力讨袁的,也有主张谋求法律解决,争取『依法处置』的,两派争论激烈。在这场争论中,孙中山为持前者主张者。1913年4月26日,孙中山与黄兴一起发出联名通电,要求追查凶手,同时积极活动军事倒袁。而这时的袁世凯也已下了剿灭孙、黄势力的决心,在国民党三都督宣布独立后,立即出动北洋军镇压。革命党人则因举事匆促,准备不足,在北洋军的大举进攻下,国民党控制下的南方诸省政权和军事力量很快就被北洋军翦灭,『二次革命』告败,继而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力量也受到严重打击。『二次革命』被镇压后,袁世凯借口国会内议员『与乱党有勾结』,宣布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从而使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停闭,各省省议会也因国民党籍议员被取消资格而陷于停顿。

孙中山重建中华民主党

执政党当不成,还当革命党。孙中山痛定思痛,总结教训后决定舍弃国民党,重组一个他认为理想的革命党。经过半年多的思考和酝酿,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重新组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克服以往组织散漫、各自为政的积弊,以适应革命的需要。为使新造的党和党员能担负起执行『革命』任务的严酷使命,在孙中山重建的中华革命党中,不仅采取了家长制的组织形式,确立了尊他个人为领袖的『党魁制』,要求入党的人,必须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他的命令,听从他的指挥;甚至还如同中国民间传统的秘密结社一样,要求入会者宣示效忠,并按手印。

在组建中华革命党过程中,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内确立了由他本人独揽乾纲的党魁制之外,还对国家政体问题作出重新思考,更萌生了由他的『一党』独占政权的主张。辛亥南京临时政府时间,孙中山一度对『多党政治』十分赞赏,尤推『两党制』,认为『政党之作用,在提携国民以求进步也。甲党执政,则甲党所抱之政策尽力施行之;而乙党在野,则立于监督之地位焉。有不善者,则纠正之,其善者则更研究至善之策,以图进步焉。』不过,民国以来政党政治的实行,并没有如孙中山所期望的那样产生互相策进的功效。相反,却因多党议会制民主缺乏程序共识,加上国会中畸形、恶性的无序化政党竞逐,让孙中山对多党政治的功效产生了严重怀疑。从推崇『两党制』,到追求『一党独大』,这是这一时期的孙中山思想转换的最重要的标志,也是嗣后孙中山接受苏俄『党治』国家模式的一个可以看得见的思想起点。

孙中山两次开府受挫『护法难以为继』

(左图为1923年,蒙难一周年孙中山 夫妇在永丰舰合影留念)

『二次革命』的发动和『中华革命党』的组建,表明曾经参政西方式政党政治的孙中山开始回归革命路线。但其时的孙中山对『议会制』政体尚未完全丧失信心。1917年7月3日,孙中山于上海召集在沪陆海军及国民党要人商讨『护法』大计,决定另行召集国会,组织临时政府。时任两广巡阅使的陆荣廷因不愿再受北京政府节制,表示欢迎孙中山入粤『护法』。7月6日,孙中山偕章太炎、朱执信、廖仲恺、陈炯明等率『海琛』、『应瑞』舰先行离沪,19日抵达广州。8月5日,海军总长程璧光也率其第一舰队军舰十艘,到达黄埔。而当时控制滇、黔两省地盘的云南督军唐继尧,也继陆之后宣布加入『护法』。8月中旬,到达广州的国会议员达150余人,因尚不足法定人数,乃召开『国会非常会议』。25日『非常国会』开幕,会上推举孙中山为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9月10日,孙中山发表就职宣言,护法运动正式开始。

南方『护法』开始后,段祺瑞决计『武力统一』,发兵两路讨伐,一路对川,一路对湘,护法之役爆发。10月18日湖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等通电宣布湘南自主,陆荣廷指挥两广军队援湘,唐继尧也亲率滇黔军队援川,分别与南下的北洋军队交战。正当战况胶着时,北洋直系将领通电议和,段祺瑞攻湘兵败,长沙为南军所得。不过,南军并没有继续乘势北上,而是做出响应『停战』的表示。桂、滇军阀虽然标榜『护法』,但其意却在保住地盘,因此在川、湘战事取得一定成果后,也就不想再打。对此,孙中山极为恼火。为争取西南实力派联合护法,1018年5月非常会议三读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决定军政府改行总裁合议制,选举唐绍仪、唐继尧、陆荣廷、伍廷芳、孙中山、林葆怿、岑春煊等七人为军政府政务总裁,军政府领导权实际落入桂系为首的西南实力派手中,孙中山虽是『七总裁』之一,却处于无权地位。受到排挤的孙中山在『护法』主张难以实现的情况下,于1918年5月4日发表了《辞大元帅通电》,愤而离粤,前往上海,第一次护法运动以失败告终。

孙中山回到上海后,总结了此次『护法』失败的教训。为凝聚『党心』,发挥『党力』,孙中山又将中华革命党改成中国国民党,为发起『二次护法』做了一定的干部和组织准备。广州的军政府在孙中山离去后不久,内部因桂系和滇系争夺驻粤滇军指挥权而发生内讧。随着滇、桂军阀矛盾加深,唐继尧开始转向孙中山。而军政府中的大部分国会议员也因不满桂系专制,离粤出走。并于6月3日发出『四总裁』联名通电,揭露桂系假护法的行径,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认为打垮桂系军阀时机已到。1920年下半年,孙中山向驻闽粤军陈炯明发出回师广东指令,望他驱逐桂系,夺回两广,以为革命基地。援闽粤军进展顺利,10月底攻占广州。11月25日,孙中山等由上海回广州重组军政府。由此开始了第二次护法运动。

孙中山此番开府广州,乃谋正式政府之成立。在1921年4月召开的国会非常会议上,孙中山被举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依照国会授权,军政府撤销,设总统府于广州观音山南麓的旧粤督府,这是孙中山第二次在广东建立政权。孙中山广州开府,目的是推翻北京『军阀』政权,所以,以迟早启动北伐为目标,6月下旬即命陈炯明领军『西征讨桂』,9月底粤军攻占广西龙州,陆荣廷逃往越南,之后避居上海。10月8日,孙中山向国会提出北伐议案,12月4日,孙亲抵广西,在桂林组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不料整军待发时,却受到陈炯明阻挠。陈不仅不支持孙的北伐,还将入桂粤军回撤广东。孙无奈之下,只好班师回粤,另设大本营于韶关,改道江西北伐,同时免去陈炯明的广东省长、内务总长及粤军总司令职。陈炯明并不听劝诫,其部下粤桂边督办叶举更于6月16日在广东发起变乱,炮轰观音山,围攻总统府,孙中山登上永丰舰讨逆,率领海军舰队与叛将周旋55天后,离舰去了上海。陈炯明之变,给孙中山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它不仅结束了孙中山在广州的第二次开府,还让孙中山多年经营之南方『护法』基地毁于一旦,甚至他本人的立足之地也因此而丧失殆尽。